继《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巨著的上、下两卷于1991年和1993年分别出版之后，薄老的又一部巨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的上卷《战争岁月》，现在又送到读者面前了。从这卷书中读到薄老的一句诗：“壮心未与年俱老”。在耄耋之年，每两三年完成一本几十万字的力作，这样的“壮心”和“壮举”，的确是值得我们大家敬佩和学习的。 作者在前言中告诉我们，这部自传性的书打算分为三卷：《战争岁月》，《建设时期》，《改革年代》。这三卷的划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上卷的时间跨度，同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相当；中卷的跨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前篇相当；下卷的跨度，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这次会议标志着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新篇。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要不要作一个大的划分？许多同志主张，不论从经历时间的长度来说（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共28年，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到现在已经47年），还是从历史转折的深度来说（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或者按薄老的说法：为中国的发展“再创一个历史的新纪元”），都有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作一个大的划分的必要。薄老这部书就作了这样的划分。个人历史和党的历史在时期划分上的吻合，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个人的历史，从他们加入党的队伍时起，可以说就完全融入了党的历史。 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意义，使人联想到遵义会议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上的转折意义。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奋斗，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才获得了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成果，逐渐为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层所共识，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以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继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其间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获得了比较顺利的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层所共识，在党的十四大上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新路，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逐渐取得全党的共识，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呢？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从党的历史中来的，是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来的，它们的真理性是从历史中、从实践的检验中得到证明的。取得全党共识的关键一环，就是全党首先是党的领导层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确立，是由延安整风、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和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好了准备，那么，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确立，则是由拨乱反正、四千人讨论党的历史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十四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的基本总结，作好了准备。由此可见，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对于领会和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党的指导思想，是多么的重要。 历史的联想和比较，当然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不能够机械理解。但是，在可联、可比的程度和范围内，这种联想和比较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确可以提供启迪。 《战争岁月》这本书，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记述了大革命、土地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革命事业的比较顺利的发展，在北方（主要是山西和华北）具体展开的生动历史。 从这本书中我们读到，遵义会议以前几度在党中央居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在北方贯彻，使白区党内纷争不已、革命力量屡遭重大损失的令人痛心的史实。作者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监狱斗争，一方面反映了党的许多组织被敌人破坏、许多干部被敌人逮捕这样一种艰难的处境，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敌人的监狱变成学习马列的学校，在敌人的监狱中保存和锻炼了党的许多干部这样一页特殊的党史。 从这本书中我们还读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纠正“左”倾错误、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政策，作者如何在中央领导下与山西地方实力派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使许多共产党员参加到山西地方政权之中，并且由共产党员领导创建了山西新军，从而使革命力量在山西得到迅猛发展，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把握形势，抓住时机，依靠群众，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的魄力和本领。 这本书中还记述了后来作者参与的建立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作者在晋冀鲁豫边区和统一的华北解放区的工作。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的这一段经历和全国胜利在望的时候作者受中央之命主持华北局工作，为进城、开国作准备的这一段经历。七大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之所以能够真正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如前所述，与延安整风，与高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与讨论和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党的领导层形成对毛泽东思想的共识，是有密切关系的。去年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和前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于我们了解七大和七大的准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薄老这本书，又以作者的许多直接观察和亲身感受，使我们能够更多地了解关于延安整风的种种情况（包括审干抢救运动的一些情况），关于高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的种种情况（包括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情况），关于七大召开的种种情况（包括中央委员选举的一些情况），这些第一手材料，从别的书中是读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