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自1990年初至1995年底，关于红军长征问题的研究又大有进展，发表的有关红军长征论文170余篇，专著十多部，对于红军长征若干问题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现将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择要作一概述。 一、关于长征中红军战略问题 （1）战略方针演变情况 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红军在长征途中不断调整或改变战略方针。杨牧认为红军在长征时期的战略方针历过八次演变：到湘西；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赤化四川；赤化云贵川，建立云、贵、川根据地；建立川甘陕根据地；建立陕甘根据地；在苏联边界创建一个根据地；建立陕北根据地，最终确定落脚陕北[①]。 （2）最后落脚点选定过程 前几年，学术界对于红军何时把长征最后落脚点选定在陕北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是在哈达铺会议，有的认为是在榜罗镇会议上。近年来，对于此问题看法趋向于后一种（在榜罗镇会议上）。关于落脚陕北这一战略决策是如何确定的？张宏义撰文认为：陕北大本营的战略选定并不是一次会议就能确定的，是有一个历史过程，该过程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告结束[②]。 （3）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战略意图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中国南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相继进行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红军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失败，不得不被迫进行长征，与北上抗日无关。王荣光则认为，早在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已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针，并设想了几种实施方案；长征开始时，进行战略转移的目的不是北上抗日，而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直到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才逐步把北上抗日作为红军长征的行动方针[③]。 （4）长征初期战略上“避战”评价 对于长征初期红军“避战”问题评价，有二种相反看法：一种认为初期长征是“胜利了”，“是指挥有素”旋风般行动；另一种说，初期长征进行了消极避战。何友良则认为：初期长征虽有重大的失误和损兵，但总体上仍是一次基本成功的战略退却行动[④]。 二、关于长征中几个重大战役研究 （1）湘江之战 ①“折损过半”质疑 湘江之战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关于损失人数，以前一般都认为经过此战后，红军折损过半，仅剩下了3万多人。王锦侠对此说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湘江一战，红军损失当在2万人左右。其根据是：敌人的统计数，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战死的连带打散数量将近2万；对红军战前、战后实力的分析，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后，全军由8.7万减至5.7万人，1935年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兵力为3.7万人，正好与“损失2万人”相吻合[⑤]。②红军最终还是通过湘江的原因 红军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通过了湘江。对于此问题，徐景成、周春华作了深层的探讨，认为：虽然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士气不高，内部各自为政，矛盾重重，行动上不能协调一致，有的甚至给红军让出一条道路，因此，中央红军在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后，突破了湘江封锁线[⑥]。 （2）四渡赤水 ①四渡赤水历史评价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个决定性战役。目前，史学界对其历史意义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赵晓石认为：对于四渡赤水战役的意义应给予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确能挽救危急中的红军；同时，四渡赤水的部分失利也说明：新的中央领导同样是人，而并非后人所说的是“如神”[⑦]。②四渡赤水失误及原因探析 元江撰文指出，四渡赤水战役中，我军有四个失误：战略行动上，不适当地强调进攻；渡江战略方针的制定实施，一开头就遇到了麻烦；一次关键性战斗受挫（土城之战），使红军一度丧失主动权；以己之短，击彼之长如鲁班场战斗。作者还分析了失败的原因，认为：对战略退却的现实缺乏足够的理解；未能始终如一地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对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对困难认识不足[⑧]。③“四渡赤水”能否称得上是“战役”，传统观点一直称为“四渡赤水”战役。元江对此提出异议，他依据战役应具备的五个条件：（一）有一定的战略目的；（二）有统一的作战计划；（三）有一定方向上的行动；（四）在一定时间内行动；（五）包括若干次战斗。以此来分析“四渡赤水”，认为，四渡赤水只符合第5个条件，故“四渡赤水”只能说是长征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不能称为战役[⑨]。④“四渡赤水”具体战略目标研究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战略战术，已被视为世界军事战略思想的典范之一。以往，学术界主要观点是：为了跳出敌军围追堵截或是入川建立新的根据地。张家德、李仲卿对四渡赤水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具体的区分：一渡赤水战略目标是渡过长江，建立川西根据地，争取四川赤化；后三次渡水战略，转为“立足赤化黔北”和“赤化全贵州”；“四渡赤水”的总体战略目标应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⑩]。陈集忍撰文认为：其战略目标是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①①]。 ⑤四渡赤水与军事大转折问题 党史、革命史研究者把“四渡赤水战役”笼统当作1935年红军取得军事大转折的开始。徐波对此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土城战斗和一渡赤水并非红军军事转折的组成部分，而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在军事上的一种“惯性表现”；1935年红军在军事上摆脱危机并重新走向主动的军事转折开始于二渡赤水，初成于渡过金沙江[①②]。 ⑥四渡赤水中的通信保障研究 席杰撰文认为，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与出色的通信保障是分不开的。通信保障工作的作用表现为：以无线电通信为主，确保中革军委对各军团的不间断指挥；使用有线电通信，结合对敌侦听，全面提高了保障能力[①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