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该五四运动，必谈知识分子。本文试图把五四时期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作一整体和社会群体，探讨五四时期不同类型新知识分子集结联手达成统一战线的共同基础。这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科学地评价五四时期各种类型知识分子，认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总结前辈们的经验与教训，并且得到有益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历史尤如踯躅于黑暗沉沉的幽谷之中。在这沉闷、万马齐暗的气氛里，陈独秀可以说是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率先冲出封建营垒的第一人，一场以《新青年》为阵地，民主、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猛然而起。 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的陈独秀及当时一些思想比较超前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历史时，痛感未批判旧的传统文化、民主思想未深入人心，是革命失败的最根本原因。陈独秀指出：“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制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高一涵也说：“共和政治，不是推翻皇帝，便算了事”，“单换一块共和国的招牌，而店中所卖的，还是那些皇帝‘御用’的旧货绝不得谓为革命成功。”[②]所以，他们对新文化的选择是自觉的，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上。陈独秀相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③] 《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过，最初几乎是陈独秀一人在孤军奋斗，前进的步履地比较艰难。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参加到编辑部来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会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得始。”[④]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办法公诸于众。据6卷1号封里《本志第六期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⑤]。这样，《新青年》队伍扩大了，从一个由个人负责的刊物，发展到建立一个像委员会的集体。从此，它有了一定的集体领导，有了一支队伍，形成了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他们共同抵抗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反扑，而且正是有了进步力量的这种集结，才壮大了向封建文化作斗争的力量，才能在提倡白话文或世界语时，你呼我应，配合默契，并使运动一步步扩大。特别在1918年底到1919年初新旧思潮大激战中，取得伟大胜利。在这些运动中，统一战线突出显示它团结战斗的积极作用，表现出空前的声势。 所以，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⑥]那么，这一批思想锐敏、阶级属性和世界观迥异的知识分子缘何走在一起？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爱国主义和救亡意识是共同的思想内涵。 启蒙运动、文化的改造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使中国富强起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一场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肇始拓展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因为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他们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其它变迁是以思想的变迁为泉源的。所以有趣的是，这些反孔批儒的战士都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自己优良的传统，承续关心民瘼积极入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我们看到的是，钱玄同时对旧道德、旧文学进行猛烈的攻击，是基于对腐败社会痛恨和“忧心如焚”的心情。“而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也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⑦]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胡适也不止一次说过：“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⑧]即面对与理想脱节的黑暗现实，知识分子应自觉担负起革新社会的责任。他一再主张：“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义》中还批评了那种消极悲观，无病呻吟的“亡国之哀音”，提出了“奋发有为”，以文学“服劳报国”的积极爱国主义的文学主张。他说：“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反映出他提出“文学改良”的爱国主义愿望。胡适的高足傅斯年1919年5月给鲁迅的信也表达了他当时沉重的心态：“我们正当求学的时代，知识才力都不足，不去念书，而大叫特叫，实在对不住自己。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再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他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了就好了。”[⑩]救国理想加上青年天赋的热情，使他们在五四前夕携手起来协同并进。尽管他们的阶级、阶层属性各有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也复杂多样。但是，只要面对黑暗的现实，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和建造一个全新中国的共同信念就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