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原大战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进一步激化。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此时，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到西安事变前，阶级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的转折点，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超过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突出标志。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它矛盾都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是近几年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学者从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着眼，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在以往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中，有两种观点或提法比较流行。一种观点是主张“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降到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恰当的。如是说，就无法解释“九一八”事变后到华北事变前，国共两党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无法说明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的正确性与根据地发展的必要性。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的标志就是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了，突出了。由于这一变化，刺激了国内矛盾的变化，形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随着民族矛盾的扩大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在不断加剧和激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一段时间内同步增长；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继续上升，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并开始下降，但民族矛盾的份量还没有超过阶级矛盾，只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使国内矛盾大幅度下降，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和国内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及全民族抗战的发动，成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和党派矛盾等都是围绕着抗日而展开的，是次要的和服从的矛盾。 一 中原大战结束后，以国共两党为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为“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①]。从“九一八”事变到国民党对红军第五次“围剿”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发生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虽然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但还没有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国内阶级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二者呈同步增长趋势。中国社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的开始。自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奉行其大陆政策，企图灭亡中国，霸占全世界。“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从中华民族与各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突出出来。这一矛盾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管国内的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和个人都要受到它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一矛盾还刚刚上升，又发生在东北地区，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国内社会矛盾的地位。尤其是从1930年下半年，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国共两党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连续不断，成为这一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其它社会矛盾的发生及发展都要受到这一矛盾的制约。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也要随着国共两党矛盾的变化而发展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正是趁国共两党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行的紧张时刻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并趁机在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性，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入敌手。国民党蒋介石的这一叛卖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国人痛心不抵抗主义的失策，急欲以有效的方法，鞭策政府，收复失地。”[②]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松对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而缓和内部的矛盾，并做出一些“统一”“御侮”的姿态，以便谋求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和支持。国民党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等各派先后在南京、广州、上海分别召开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愤慨。但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国联”的调解上，而没有做出真正抵抗日本侵略的表示。与此相反，他们仍然都把“剿共”做为最重要的任务，继续执行其“剿共”的基本国策。不可否认，在上海抗战的紧张时刻，蒋介石和汪精卫也表示过抵抗，并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制定了所谓“全国防卫计划”。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并非真要抵抗。他们企图通过让步妥协来换取日军的停止进攻。国民党之所以急于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对日本让步，就是因为他们要实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目的，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是比日本侵略者威胁还大的敌人。蒋介石回忆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七省，总计面积至二十万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警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即于6月18日，在牯岭召开豫鄂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确定第四次围剿计划，决定先从肃清豫鄂皖三省匪军着手”。[③]“安内攘外”成为国民党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外矛盾的基本方针，并且长期坚持不变，直到西安事变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