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日本自恃强大的军事力量，从其蔑视中国的观念出发，发动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妄图以速战速决的军事战略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在战争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迟迟没有建立长期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本文试对日本的速战速决到长期持久的战略变化作一论述。 战争初期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努力学习和追随欧美先进国家，逐渐改变了对华观念。通过甲午战争它感受到中国的软弱。中国的军阀割据，使之认为“中国是一个很难看到有统一前景的分裂的弱国，”若日本不占领控制必为列国分割。这种观念是它处理对华问题的前提，直到抗战爆发前可以说有增无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行了速战速决、以武力征服中国的战略指导方针。7月，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方案”，以占领华北为目标，预定时间为两个月；全面战争，灭亡全中国，预定时间为3—4个月；倘陷入持久，预定时间为一年。 速战速决，是日本最高统治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当时日本陆海军打算用3个月期间，在河北的永定河和保定一线解决事变。[①]8月31日，日参谋本部命令华北方面军：“以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局的机会为目的，应迅速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其出发点是大致在保定、独流镇一线以北，通过华北会战的胜利，迅速结束战局而不致陷于持久战争。[②]当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那些主张短期决战论者认为，通过平定华北重要地区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反省，在二个月乃至半年内，就能使事变取得政治上的解决。日本军部速战速决一举征服中国的嚣张气焰集中体现在杉山陆相提出的“一个月解决事变”的狂妄主张上，这一不切实际的设想，很快便为现实粉碎，以至引起天皇的不满，数年后的1941年9月，还为此斥责过杉山。[③] 为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8月15日，日下达上海派遣军编组、任务等命令，决心在上海一战。18日，天皇对此垂询道：“战局渐趋扩大，上海事变严重，青岛形势亦不稳，如此各方用兵，战局只会延长。有无办法在集中兵力重点给予大的打击下，以我之光明态度导向和平，迅速收拾时局。”[④]1937年9月2日，日本把“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9月4日，决定建立全国战时体制，实行全国总动员，显示了彻底征服中国的决心。基于这种意图，9月13日，参谋本部军令部在《战争指导纲要》中指出：“10月中旬将在上海方面给敌以沉重打击，大概同时或许稍晚一些华北方面将击败当面敌人。”陆军在上奏天皇的作战计划大纲中要求日军“大致以10月上旬为期，在华北与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务必给予重大打击，造成使敌人屈服的形势。”[⑤] 日本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同时，力图借助外交或秘密途径迫使中国接受屈服的条件，以防中国事变成为可怕的长期战争。9月13日的《战争指导纲要》明白的指出，对中国军队施以重大打击后“将是媾和的最好时机，失去了这个机会就会变成长期战争，所以现在起需要外交方面的秘密活动。[⑥]10月1日，由首、陆、海、外四相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讲的更为露骨：“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外交措施的目的，在于迅速促使中国反省，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⑦]这一作法后来通常被称之为政略，但无论是日本的政略还是战略，其指导思想都是尽快征服中国。 战争初期，日本意在速战速决，这是其战略指导的基本方面。虽然有人曾表露出要作长期战争的考虑，尽管这种长期的概念远非后来战争所呈现的实际进程、却往往不被重视或调和于短期决战的方案，日本完全被急于征服中国的狂热情绪笼罩了。八一三上海开战后，陆军和海军方面曾就如何指导战局的发展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军令部方案主张迅速使用武力获取战果，以上海为重点进行短期决战。参谋本部方案主张以华北为重点，预计打一场长期战争。后经陆海军省协商，21日回奏天皇，结果是将两种方案进行了调和，并向上海增兵，实际上是鼓励速战速决。于是战火很快由华北蔓延到华东并危及到华中。 向长期战争的转变及反复 华北、华东的战事并非如日本预计的那样顺利，虽然日军始在11月9日占领上海。12月控制了华北地区。此时南京政府仍在作抵抗的布置，八路军开始向华北敌后作战略展开。事实已宣告了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但他们并未承认这一点。 为急于征服中国，日本决定攻占南京。1937年11月7日，日本编成华中方面军，其任务同于8月下达给编成的华北方面军，即摧毁敌之作战意志，以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华中方面军认为“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的价值。”与此同时，日本通过陶德曼和平工作诱降中国，但迟迟不见成效，12月13日南京陷落，此事被日本视为“有史以来的盛事，”在军国主义煽动下举国狂欢。同时在诱降条件上又增加苛刻要求，最终为国民党拒绝。 1937年12月6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与陆军大臣随员起草了作为大本营陆军部方案的《处理事变纲要》，预示了日军战略指导的某些改变，其中写道：“下决心转移到持久战的时机，应是确认实际情况不能达到第一项（即依靠战果迅速解决日中间的全部问题——笔者引）之时，或现中央政权在实力上已降至一个地方政权之时，其时机定为攻击南京前后。”[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