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和德国的希特勒（Hitler）两个人常被联系在一起：蒋介石一意仿效希特勒，要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这是写入教科书的不易之论。那么，历史上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有人言之凿凿，却也拿不出直接而又确实的证据来，这更使他们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扑朔迷离。 为寻找历史真象，笔者遍查有关的中外文献论著，包括：德国郭恒钰、罗梅君教授根据德国外交部重要档案编成的《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未刊稿）、美国柯伟林教授的《德国与中华民国》（中国青年出版社以《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为名于1994年出版中译本）、吴景平教授《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期间》中第三编《战时外交》（1981年9月出版）等等。其中的资料不仅透彻地反映了中德关系的真象，更有四封蒋介石与希特勒间的私人通信。这些信或许不是两人间联系的全部，但毕竟为我们揭开了那层神秘面纱的一角。 在叙述蒋介石与希特勒关系之前，有必要先概述一下当时中德关系的基本状况。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成为战败国。除巨额赔款外，其军队规模受到严格限制，与军事有关的工业也受到毁灭性打击。而德国国内以军队和重工业界为代表的势力，念念不忘恢复军备，他们利用凡尔赛公约的漏洞，通过开拓全球市场，向各国输出军事顾问和武器，储备军事人才和保持军备生产能力，恢复破败的经济。同时，他们又广泛地寻找战略物资和原材料的提供国，中国是其重要的目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加紧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准备，也加快了开拓世界（尤其是远东）市场的步伐。 在中国，国民党1928年统一全国后，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要求外国能以平等姿态资助其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蒋介石还面临着以武力镇压政治军事反对势力、消灭共产党和准备对日作战的燃眉之急，因此，争取外国的军事援助迫不及待。 除了双方急切的现实需要外，蒋介石力争与德国合作是有相当基础的：蒋对纳粹组织及其有效地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很是推崇，对德国在战败后的迅速崛起甚为钦佩，汪精卫、胡汉民、孔祥熙、宋子文、张学良、翁文灏等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曾赴德考察，此其一。当时双方都处于摆脱困境重建国家的相似地位，正如蒋介石给希特勒的信中所称“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是唯一在华没有特权的大国（一战后被迫放弃），两国的需要又有互补性：德国的经验、军事人才和武器装备恰是中国所缺，中国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又是德国所急需的，此其二。因而，当蒋介石的请求在英美等大国面前频频碰壁后，沮丧之余，就全力争取德国援助。1928年，陈仪为首的考察团衔命赴德考察军事，陈仪随行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①a]。 中德关系在抗战前的中国对外双边关系中是最为密切的，双方合作富有成果。德国通过派遣军事经济顾问和输出武器及工业设备，给予蒋介石政权在军队整训改编、“剿共”战争、对日作战准备、以至重工业和交通建设、教育等方面以很大的帮助与影响。而中国提供的大量原材料，也在德国经济崛起和军备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1938年间，德国和中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有学者甚至提出，对蒋介石政权来说，“这是德国影响中国的十年”[②s]。 当时，德国在中国有一个颇为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整顿训练军队，到各级部队充当教官，在作战中出谋划策。此顾问团的地位很微妙，是没有官方身份的“官方”使团：为逃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其成员是“退役军官”，由德国国防部推荐来华。他们被配置于中国各级部队，权力较大，尤其是几任总顾问塞克特（Seeckt）、佛采尔（Wetzell）、法肯豪森（Falkenhausen）对蒋的建议也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包括不少政治经济的内容。中德政府间并无任何协议，军事顾问们是接受蒋介石个人的聘请，只对他个人负责，“也未成为超离蒋介石控制之外的力量”[③a]。 为保证在华经济利益的发展，德国在中国建立了“工业产品商贸公司”（根据其德文简称“Hapro”音译为“合步楼”），由政府派军火商克兰（Klein）为正式代表来主持。“合步楼”与中方的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等单位开展了以中国农矿产品换德国工业品武器、建立飞机制造厂、钢铁厂和轮船公司等项目的合作，其中尤以中国的钨、锑矿砂交换德国军火的“易货贸易”最为两国重视。克兰也曾向蒋介石提供了不少建议。 二 大约在1935年底，克兰写报告给蒋介石，分析中德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提供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议。克兰建议中的一条是要求蒋亲笔写三封信，“一致德国领袖希特勒先生；一复德国国防部部长柏龙白上将；一复德国经济部部长沙赫特博士”[④a]。以此让蒋表示对两国关系的重视。此前柏龙白（Blomberg）和沙赫特（Schacht）都已给蒋写过信，对中德友好合作“表示莫大兴趣”，而希特勒只是通过塞克特表达了愿通过易货贸易的经济途径来“赞助”蒋介石的建设计划。从克兰所用的“致”和“复”差别，可知此前蒋和希特勒似乎尚无直接的通信关系。 蒋介石接受了克兰的建议，在1935年11月23日致信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渴望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合作，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与此同时，他还给希特勒及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各修一书，托塞克特转交。可惜此信无从查找，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不过从其后希特勒的复信看，大致应与蒋给塞克特信的内容大同小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