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争的特定产物。它和“文学革命”一起，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 然而，颇为奇怪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胡适，虽高扬“文学革命”（如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从未直接提过“道德革命”的口号。尽管胡适确曾尖锐地批判过封建礼教和宗法伦理，提倡国民人格的变革和人生观的更新，对抗新保守主义（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复归论”，但反对将“道德革命”和“社会根本改造”相联系，力图将“道德革命”纳入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思想轨道，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说明，面临五四时期新旧道德的激烈冲突，胡适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心态和思想倾向，从一重要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追求，值得我们作些剖析和反省。 一、对近代“道德革命”的诠释和限定 近代中国的“道德革命”，是由社会变革引发的经济、政治斗争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反映，也是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受中西文化冲突的刺激和震荡，从古今之辩角度总结近代以来历次变革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戍维新等）失败教训所引伸出的一个结论。 首先是梁启超，他在戊戍事变后流亡日本期间，通过反思开始意识到原先局限于器物、制度层面上讲革新，还不是根本的办法，“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进而强调：“夫淘汰者，变革也，以日人之释名言之，则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释革》）梁启超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直接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鼓吹用新道德代替旧道德，主张以“新民”人格代替传统的“圣贤”人格，是开近代中国“道德革命”论之先河。接着，章太炎以革命派的激情和思想家的深邃，断言：“无道德者不能革命”，又积极倡导“革命之道德”。（参见《革命之道德》）以后，孙中山明确提出“三纲革命”、“更新民德”的主张，强调“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来救国》）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道德革命要求。 到了五四时期，随着思想文化上古今、中西冲突的激化和深入，“道德革命”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一方面继承了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坚持的“开民智、新民德”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读经重兴的复古逆流，突出了“道德革命”的社会意义和意识形态内容。他尖锐地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大都“则为盘踞吾人精神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积深”。他还揭示了中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对峙，以为中西道德之差异即是新旧道德之差异，两者绝无调和可能；又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之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均见《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进而明确主张应效法欧洲，以人心改铸、道德革命为根本，以孔教问题为“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求社会政治的“舍旧图新”，断言；“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显然，陈独秀是把“道德革命”提到社会政治问题的焦点和思想文化论争中心的高度加以展开了。 与陈独秀相呼应，李大钊则进一步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把道德问题置于经济组织变革和社会整体改造的基础上进行考察，主张对社会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又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认为人道主义是“持人心的改造论”，“其目的在道德的革命”，而“人心的改造”是以社会组织的改造为依据的，申明自己是“持组织改造论，故其目的在社会的改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李大钊从人心改造和组织改造互相联系、结合的角度，在强化社会整体改造的前提下阐发他的道德革命思想，正是要由“道德革命”引伸出政治革命的结论，以求根本上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是近代以来“道德革命”思潮演进中的一个质的飞跃。 对于陈独秀、李大钊激进的道德革命观念和主张，胡适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尤其对于李大钊联系社会革命来讲道德革命，更是有一种异样的警惕和抵制心理。所以，即使胡适很坚决地支持吴虞、陈独秀等对封建礼教和宗法道德的批判，但他绝不同意李大钊由道德革命论走向社会革命论。这种“不同意”，在五四时期发展成“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表明胡适竭力想把“道德革命”纳入其道德改良的框架内。从中也可窥见胡适不愿和陈独秀、李大钊共同提倡道德革命的一个原委。 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直把它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现代发展，是“以审查中国自古遗下的学术为其活动之中心”，其中包括“革新中国人之人生观”，“重新估定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等。按胡适的理解，道德革命虽属新思潮、新文化，但它不是以对旧传统、旧道德的全盘替代为目的，而是以对固有传统道德的审查和重新估定为宗旨的。他声称“新思潮的意义”是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指出：“其中最根本的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具体点讲，“评判的态度”就是对于自古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习惯都要问个为什么，追索其来源去处，判定其现今是否仍有存在的价值。用尼采的话来说，即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当胡适用重新审查固有道德的态度来界定“道德革命”时，他理解的“道德革命”就不是一般的道德冲突和道德批判，而更多的转化为关于具体的道德问题的研究和评判，进而完成了对近代以来的道德革命的双重限定和价值引导：一方面，在反对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批判道德上复古、倒退思潮时，胡适表现出颇为积极地支持和参与“道德革命”，并因此而为时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另一方面，当他为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反对陈独秀、李大钊由道德批判、道德革命引伸出政治批判和社会革命的理论时，他又竭力把道德革命限定在维新派思想的范围内。这种道德伦理上的“两线作战”，是胡适的自由主义“道德革命”论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为他提炼和表达自己的道德观念提供了恰当的前提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