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斗争岁月中，潘汉年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奋斗，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统一战线工作是其对中国革命的突出贡献。 20年代末期，从事左翼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早在1924年，潘汉年就投身于左翼文化运动。1928年，潘汉年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此后，他便在党的领导下，集中精力从事建立左翼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 1928年10月，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文化界统一的革命团体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潘汉年找钱杏屯和冯乃超商量，发起组织文化界的左翼统一战线组织。〔1〕经过他的多方联络，找到沈端先（夏衍）、 朱镜我、周谷城、许德珩等42名文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著作者协会”。经过两个月的筹备，于12月30日中国著作者协会正式成立。〔2〕 当时，党中央指示，“不要把这个组织的政治色彩搞得太鲜明，尽可能团结更多的人”。〔3〕根据这一指示精神， 大会通过的《中国著作者协会宣言》集中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的政治统治以及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压制，宣告成立的目的在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改善经济条件与法律地位”，并且发扬与建设“中国文化”。〔4 〕这个组织为后来“左联”的筹建提供了经验教训，它是“革命文学小团体从分立到建成统一组织的一个过渡性组织”，是有“历史意义”的。〔5〕 现在一般的说法，“左联”是从1929年10月中旬开始具体筹建的。但是，据阿英回忆，“在是年5、6月间，潘汉年同志就同我谈过中央打算成立一个组织，联合左翼文艺界。”潘强调要吸取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教训，“这次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6〕。 潘汉年为“左联”的成立作了以下努力： 首先，他在文化界党员作家中认真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精神，统一党内同志的思想。1929年10月中旬，在北四川路一家咖啡馆楼上，潘汉年召集党员作家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革命文学论争”的意见，认为主要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求广大党员作家立即停止对鲁迅等人的批评。同时，他还对自己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统一文化界党员的思想，停止“革命文学争论”起了积极作用。 其次，潘汉年还同时发表了第一篇缓和“革命文学”论争的文章《文艺通信——普罗文学题材问题》〔7〕。 文章就进步文化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应当狭隘的认定是否以普罗生活为题材，应当就各种题材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决定”。这篇文章对于澄清文化界党内一部分同志的片面观点有一定的作用。 再次，潘汉年组织广大党员作家对鲁迅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一些曾经和鲁迅进行过笔战的党员作家登门拜访鲁迅，作自我批评，消除隔阂。在此期间，他自己也多次同其他同志一起去看望鲁迅，听取鲁迅对发展进步文化运动的意见。经过诚恳周全的工作，终于完成停止内部争论，请出鲁迅担任左翼文化运动旗手的任务，从而为“左联”的酝酿和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鲁迅曾经评价说：“潘汉年作为一个文学家还缺乏一些条件，但他作为一个革命活动家，才能是非常突出的。”〔8〕 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胜利召开，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讲了话。“左联”成立以后，他又担任了第一任党团书记。3 月18日，他撰写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任务》一文。文章谈到“左联”的任务时强调，要“加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确立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的指导”，要求“左联”成员“坚决实行自我批判”，以“防止整个阵营中那些不正确的错误倾向的发展”〔9〕。 从1929年到1930年，潘汉年还参与组织领导了其他一些革命文艺团体的筹建工作，主要有： 参与发起筹备与领导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工作。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筹备的时间不长。在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先后派冯雪峰和潘汉年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虽然不太同意这种做法，但还是愿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 1930年2月13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正式成立。 潘汉年在讲演中表示，“愿意站在民众的最前线，为广大群众的自由而奋斗”〔10〕。 同盟成立不久，又选举产生了同盟的领导机构，潘汉年担任了执委会常委，参与领导同盟的宣传工作〔11〕。同时，潘汉年也是该组织中的党组书记。 参与领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筹建工作。 1930年3、4月间，召开了“社联”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邓初民家里召开的，潘汉年、吴黎平、熊得山、朱镜我、邓初民、钱铁如、宁敦伍、王学文和冯乃超等10余人出席。会议具体商讨了“社联”的筹备工作〔12〕。会议以后，经过短期的筹备工作，于5月20 日召开了“社联”的成立大会。潘汉年、吴黎平等30余人出席。会议由宁敦伍主持，潘汉年代表筹备委员会作了筹备工作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社联”的纲领。指出：“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