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后，6月9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第157 期上公开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以下简称《信》）。过去，由于受到共产国际、苏联和对陈独秀本人评价的影响，对《信》的历史评价，史学界几乎完全持否定态度，一直把它看成是陈独秀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依据。笔者经过考察这段历史和研析这封信，认为这个看法有失偏颇。鉴于此，本文拟从《信》的发表背景、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探析，不妥之处，祈请专家、学者、同行指正。 一 《信》写于26年6月4日，发表于6月9日，由于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均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和“整事党务案”之后，且此时正处于对蒋介石妥协退让的氛围之中，所以，一些论者认为，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写信给蒋介石，无疑是对其妥协退让。我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尤其是考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中央、陈独秀当时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的态度及立场，了解当时妥协退让的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样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结论。 1926年3月20日， 蒋介石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活动和发展，篡夺统一战线的军权，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以往，人们一般认为“由于陈独秀主张妥协退让，致使蒋介石篡夺阴谋得逞。”〔1〕似乎这个事件是陈独秀处理的。其实，事件发生时， 陈独秀不在广州，而远在上海，由于“当时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而专程派人去来不及，”〔2〕故中共中央、陈独秀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中山舰事件”的消息。 既然消息都不知道，就谈不上处理，更谈不上什么“主张妥协退让”。 那么，事件究竟是谁处理的呢？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是苏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的布勃诺夫。事件发生时，其所率的苏共高级使团正在广州考察，由于他的地位高于当时在华的所有其他苏联顾问，“连鲍罗廷及苏联驻华武官叶戈罗夫都要向他汇报工作并接受其指示，”〔3〕所以， 他运用自己的权力一手处理了这一事件。当天，广州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被蒋介石派兵包围，布勃诺夫等人先是十分震惊，稍事稳定后，即亲赴蒋介石处磋商、询问，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明确答复后，布勃诺夫即于3月24 日上午开会决定处理事件的方针和办法。他认为事件的发生与苏联顾问和中共的错误有关，会议据此决定“不同意反击”〔4〕蒋介石， 并撤销为蒋介石所不满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以此向蒋介石让步。会后，根据蒋介石的要求，苏共高级使团于同日下午撤离广州，行前布勃诺夫再次向蒋介石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被解职的苏联顾问季山嘉、罗加乔夫等人也随团离去。 当布勃诺夫在广州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陈独秀对于“中山舰事件”还处于不明真相的状态。3月末， 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就事件进行了谈话，这样，陈独秀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大概情况，但“其巨细颠末”还“未能详知”〔5〕。 在布勃诺夫等妥协退让态度的影响下，陈独秀对事件性质一度作出了不切实际的分析和判断，并根据布勃诺夫的既定方针对蒋介石采取了让步的态度和立场。4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6 〕这篇文章是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反映出中共中央、陈独秀此时对蒋介石的认识与对策。随后，陈独秀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介石采取友好的态度。”同时，又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7 〕然而，张国焘离开上海不久，4月中旬，陈独秀陆续收到周恩来、 陈延年等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在详知事件的“巨细颠末”之后，陈独秀异常愤怒，便一反“和解”立场，“主张和蒋介石斗争”〔8 〕：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让“国共两党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联合问题”〔9〕； 另一方面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对抗、孤立、打击蒋介石的新政策，〔10〕并派彭述之前往广州，传达并执行中央的新政策。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却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反对。鲍罗廷根据联共（布）中央于事件后作出的“利用蒋介石”和对蒋介石作“有条件的妥协”〔11〕的决定及布勃诺夫提出的处理意见，首先做的就是反对中共中央、陈独秀的新政策，谋求与蒋介石的妥协。4月30日，鲍与蒋介石“商议党争，交换意见”〔12〕后， 即决心对蒋介石作极大限度的让步。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广东区委干部特别会议上，鲍罗廷一再强调维持国共合作的必要，为了合作，必须向蒋介石妥协。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懂得也无力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因而会议在没有进行讨论的的情况下表决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13〕接着，鲍罗廷“与蒋中正先生会商国共关系问题，订定‘整理党务案’。”〔14〕蒋介石为限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为处理国共两党关系规定基本原则，以整理国民党党务。鲍罗廷也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国共两党再次发生冲突予以同意，并且在未征求中共中央、陈独秀意见的情况下，多次与蒋介石商谈整理党务办法。蒋介石在会谈中提出的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的种种要求，鲍罗廷都一一答应，蒋介石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他后来写道：“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廷自俄回粤，他与我屡次会商国共合作问题，订定整理党务办法，于五月十五日，提交本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又说：“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15〕不仅如此，鲍罗廷还积极协助蒋介石扶持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此，张国焘写道：“在三二○事件后，筹备二届二中全会中，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鲍罗廷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16〕正是由于鲍罗廷的妥协退让，结果，在5月15日至22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接连抛出了四个所谓“整理党务”的提案。对这四个暗伏杀机，“其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17〕的反动提案，中国共产党内很多同志坚决反对，但由于鲍罗廷的“竟然忍让”和压制，这四个提案终被顺利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