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建国后得到了进一步应用与发展。虽然中间曾有过一段曲折，走过一段弯路，但仍无损于这条思想路线的光辉。特别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使这一思想路线又添新的光彩。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继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深入地研究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建国后的应用与发展的过程，对于进一步认识国情、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自觉地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一 建国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1〕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而且在理论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丰富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涵。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2〕 七届二中全会运用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际出发，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实际上，七届二中全会开始了两个转变，一个是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一个是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这两个转变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中心任务的思想，成为建国初期的指导思想。全会要求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确定工作任务。毛泽东指出：“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3 〕不仅南方和北方不同，而且城市和城市、农村和农村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充分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的统一。 七届二中全会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为出发点，制定了建国初期各项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4〕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制定战略、 策略和政策的重要任务，是建国前后我党处理一切问题的准则和依据，对于纠正和防止“左”右倾向产生了重要作用。薄一波说：“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毛主席阐明了一系列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精辟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和党在革命胜利后所应采取的方针，既反左，又反右，处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如何由农业国变工业国绘制了一幅清晰的蓝图。”〔5〕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建国初期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任务的艰巨性，及时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任务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这些任务的提出，充分体现了我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是七届三中全会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毛泽东在报告中再次申明我们党团结资产阶级和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批评了党内一部分人的急躁冒进情绪，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6〕 从1950年到1952年，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在这些繁忙的运动中，党中央正确处理政治运动与生产建设的关系，始终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频繁的政治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活动反而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短短的三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创造了在战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典范。 在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他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7〕这表明， 毛泽东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即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8〕到1953年6月基本形成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内容。1953年12月形成了完整的表述。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在借鉴苏联的经验及总结中国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且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曾指出：“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9〕 针对建国初期历次运动中出现的或“左”或右的现象，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1953年1月，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10〕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是党政干部脱离群众、“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工作忽左忽右的主要根源。克服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避免了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就能保证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于是在1953年开展了一个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