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近十年来，西安事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西安事变进行研究，展开讨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将其中存在争议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综述。 一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舆论反响问题 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是对张、杨的是劝、谴责和警告，一致指出其莽撞发动事变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理由是：1.国际上，首先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连日发表社论，苏共《真理报》也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认为事变是张学良和汪精卫合作搞起来的，甚至说张是受日本煽动，利用反日口号反对南京政府。其次，英美等国都声称事变为“叛变”，认为“这次事件与其说增强无宁说削弱中国抗御外侮的力量”。再次，日本因为“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对事变不便表示出过份高兴的情绪，但其反对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则是十分露骨的。2.当时的国内舆论也是普遍反对西安事变的。各地方实力派的表态大同小异，都要求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许多一贯反蒋的民主人士也不赞成发动事变，例如马相伯〔1〕。 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后，国际、国内的舆论回响应作具体分析。理由是：1.当时国际、国内的舆论，并不是一致对张、 杨发动西安事变持规劝、谴责和警告。国际上，虽然日、苏、英、美等国没有支持张、杨的举动，但态度并不一致，有对事变持谴责态度的，如苏联；有对事变持幸灾乐祸并希望从中渔利的，如日本；有对事变希望和平解决的，如美、英。国内持反对态度的多是国民党集团和依附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文人，而广大爱国群众和学生甚至许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刘湘、宋哲元等都支持西安事变。2.就国际、 国内部分对西安事变表示反对、谴责的舆论来说，也应作具体的分析。持谴责态度的，有的是出自本集团利益的态度，有的是因为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封锁消息和乘机造谣、歪曲事变真相， 使许多人产生误会〔2〕。 二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首倡者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经过学者们的热烈讨论，目前主要形成了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方针首先是中共独立自主决定的。理由是：1.在未接到共产国际指示之前， 中共已经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五个步骤。2.中共发布的一系列电报均证明其力举和平解决。3.中共在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过程中， 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分析和看法〔3〕。 另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无疑应该是发动事变的当事人，而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直而言之，张学良才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首倡者。理由是：1.事变发生前， 张学良“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他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这就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埋下了伏笔。2.事变过程中， 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并采取各种措施“保其安全”——这无疑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前提。3.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倡和平解决， 力促早日放蒋，并亲自陪蒋回宁复职——这是为和平解决事变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所以，捉蒋——事变由他首义； 放蒋——和解由他首倡〔4〕。 三 关于西安事变是否推动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问题 这个问题是史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也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大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集团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其根本原因是它有抗日的要求愿望，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会走上抗日道路。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西安事变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变，从而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蒋介石转向抗日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首先，出乎蒋的预料，日军侵占东北之后，并未将矛头指向苏联，而是进占华北，日蒋矛盾激化。其次，日本进军华北，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平衡，损害了美英在华利益。第三，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红军中取得胜利，同时打击了国民党内部分裂势力，巩固了个人的独裁统治。从华北事变开始，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作了修改，抗日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并没有签订什么书面条约保证实行抗战，如果他不愿抗战，反悔轻而易举，就是蒋临行前许下的六项口头允诺，唯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项兑现，其它的完全翻悔。所以说，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不是西安事变逼成的，而是日军出兵华北逼成的〔5〕。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西安事变的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绝不可能走上抗日道路。理由是：1.九·一八事变后， 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蒋介石面对共产党的存在和日本的入侵，不顾全国人民抗日的强烈要求，而把“剿共”作为时局的关键，灭共是蒋介石最强烈、最为迫切的愿望。2.蒋介石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尔后才能抗日， 而共产党又确难“剿灭”，共产党不消灭，蒋介石就不可能停止“剿共”战争，“剿共”战争不停止，蒋介石就不会抗日，蒋介石集团的抗日要求和愿望就不会转变为抗日的实际行动。3.蒋介石的“剿共”决心至死不变， 张学良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对蒋介石的多次劝谏失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一度顽固认为自己的“剿共”政策是正确的，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后，仍一度要撕毁在西安的承诺，继续其“剿共”政策，并企图镇压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再次挑起内战，只是由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宋子文的坚决反对，内战才没有重新爆发。因此，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不会放弃“剿共”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因此也不可能由对日妥协走上抗日道路〔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