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关系史是中国现代史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它虽形成时间不长，却已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深入，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见解。本文拟就近期一些研究重点问题略作综述。 1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历史特点及规律问题 1.1 国共关系的历史特点 有些论者提出应概括为以下几点：⑴国共两党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关系。⑵两党关系基本形态演变的反复性。要使国共两党关系沿着最佳状态发展，关键是要摆正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⑶两党关系主要内容的延续性。国共两党所掌握的两支军队，两个政权的合作与对峙，是两党关系的主要内容。⑷两党关系具体形式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这是由国共两党基本状况及其发展上的不平衡性造成的。⑸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演变同当时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有密切联系。⑹国共关系演变的内在决定因素是两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与错误。〔1〕 1.2 国共关系发展的规律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共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他们分别认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国共关系的规律；〔2〕合作、分裂、 再合作、再分裂，再次酝酿合作是国共关系的规律。〔3〕 有的论者认为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视为国共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这些矛盾在各个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平行性和阶级利益的对立性。当两者阶级利益平行时，具有“合”的可能性；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时，易于甚至必然导致分裂。故国共两党关系的“合”、“分”只是矛盾运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非规律本身。〔4〕 有的论者认为“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再次酝酿合作”只是国共关系规律的表象，而非实质，它反映国共关系的规律，而不是规律本身。其实质是决定这些表象的原因。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国共关系的规律。民族矛盾突出时，合作，阶级矛盾上升时，分裂。而且合作中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分裂中有局部合作。〔5〕 有的论者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国共两党矛盾性质的变化。国共矛盾处于非对抗性阶段，两党就有合作的可能，处于对抗性阶段，就必然会导致分裂。国共矛盾经历了非对抗性——对抗性——非对抗性的转变，两党关系也经历了合作——分裂——合作的过程。 〔6〕 有的论者认为国共两党关系是一种动态、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国共两党关系基本呈现两种存在形态：分离状态，联合状态。这两种状态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即构成国共两党关系的基本规律。这种分合转化不是简单地历史循环，而是螺旋上升式曲折前行；这一规律是由中国具体国情决定，被两党根本利益驱动，受国际因素影响；其实质是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无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问题，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规律问题。〔7〕 2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些问题 2.1 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基本上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基本上是对立和排斥的，与中共一大决议精神是一致的。两党之间虽有某些接触，但不是合作关系。〔8〕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二大前国共的两党已开始了局部合作和酝酿全面合作。其根据：一是中共一大决议中关于“反对同任何政党建立关系”的条文，在中共二大前并没有成为全党行动的指针，因而也没有成为历史事实。二是事实上国共两党已有了局部合作关系，并酝酿全面合作。这首先从国共两党彼此的态度上看，双方均无对立的和排斥之意，而且在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之前，在广东地区，国共两党合作关系一直是密切的。其次，中共二大前，国共两党在几个重要活动中都是紧密配合，互相合作的，特别是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互相配合，保证了罢工的胜利。再次，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是联合的。并于中共一大后，派马林、达林先后来中国，来往于国共两党领导人之间，酝酿两党的全面合作。论者也认为在两党局部合作过程中，是有联合也有斗争的，但是，这期间同以后的一些时期不一样，两党的联合是主导方面，斗争处于次要方面。〔9〕 第三种观点，既不同意国共两党一开始就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也不同意国共两党一开始就自觉地进行局部合作或全面合作。认为中共二大前，在两党合作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转变过程，经历了一个从接触、共事到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转变过程。即从中共一大到1922年4月末广州会议前的一段时间里， 中共并没有执行一大决议中关于不同其它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决议；对国民党虽然在认识上有片面性，但不是对立和排斥的，而是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在实践上保持了某些接触、共事和不自觉的合作关系。广州会议后到中共二大前，中国共产党统一了对国民党及国共合作的认识，从一般地接触、共事到自觉地建立国共合作关系的转变，而且对双方的合作表现了积极的态度。〔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