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亦即“攘外必先安内”，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已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安内攘外”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提出并形成的一种基本理论，这种理论包括具体政策理论和总体战略理论两个不同的层次。九一八事变以前，它主要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九一八事变以后，它则上升到总体战略的高度，成了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具体政策都是从它引申出来，并服从于它的。本文拟就这一理论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特点加以论述，以进一步认识其发展和本质。 一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成立后， 实行了一系列违背时代潮流的误国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在对内方面，为扩大地盘和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极力推行反共灭共和剪除异己的内战政策，实施法西斯的特务政治、党化教育和封建的保甲制度，摧残民心民意，镇压各界人民的反抗和进步活动。在对外方面，以反苏亲帝为主旨，在与苏联断绝邦交的同时，千方百计寻求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当然，南京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与英、美和日本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妥协和让步则成了它对这些国家政策的本质特征。 1929年6、7月起，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至兵戎相见。 这一年10 月28日，蒋在讨冯通电中说，他“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1〕。 当时蒋“安内”所要对付的“贼”和“乱”，无疑是指冯玉祥等国民党内的反蒋派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而“攘外”则主要针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苏联，以及无定指的所谓“白色帝国主义”。这是蒋介石最早用“安内攘外”来概括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其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讨冯之役对于“安内攘外”的重要性，有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自己号召力的意味。 1931年春夏，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口实，在那里挑起了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一连串冲突，并造成朝鲜的排华风潮。同年5月， 广东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与南京相对峙的另一个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分裂局面。正忙于第三次围剿红军的蒋介石，于7月23 日在南昌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说：“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当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可以看出，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蒋此时的“攘外”重心已逐渐向日本方面转移。但蒋接着又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2 〕也许有人会指出，蒋介石在此似乎已将“安内攘外”作为处理内外关系的总体战略原则了。不过我们认为，尽管当时东北的局势风诡云谲，中日关系险象环生，全国各界的救亡呼声增高，但“攘外”在蒋的心目中不占任何地位。他之所以提出“攘外应先安内”，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理性思考和决策，毋宁说是假借“攘外”的口号来争取全国舆论，以尽快实现其剿共、消灭异己的内战目标。因此，他在上述文告中声言：“必期于最短期内剿灭赤匪”，“赤匪有一日未灭，而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3〕； 不久又在另一篇《告全国同胞书》内宣称：“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4〕 以上事实说明，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安内攘外”主要是一种剿共、消灭异己的理论，是为当时的具体政策服务的，并未上升到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总体战略的高度。由于“安内攘外”的理论色彩较淡，因而南京政府的一切政策、举措都是赤裸裸的，缺乏隐蔽性。不消说，那时南京政府在其内外政策中将目标侧重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次内容实际上已存乎其中，只是尚处于朦胧状态，还没有形成一套较完备的理论形态罢了。 然而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同南京政府根本对立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基于种种不同主张而陷于四分五裂。在蒋介石看来，真是内忧外患交相逼迫。针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必须从总体战略上作出决策，于是“安内攘外”被当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准则而确立，并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 作为总体战略，“安内攘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安内”第一，“攘外”第二；对内“戡乱”第一，对外“御侮”第二。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代理外长的宣誓会上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训词，进一步阐述了“安内”与“攘外”、统一与御侮、统一与战和的关系。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方和与言战也。”〔5 〕这是蒋介石对“安内攘外”总体战略系统化、理论化的开始。在此，蒋认为必须先求得“国内统一”，才能来抗日“攘外”，强调“安内”是“攘外”（“战”与“和”）的前提，“统一”是抗日的基础。其后，蒋在《抗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现在一定要求内部真正统一和安定，然后才可以抵抗外侮。……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和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把握。”〔6〕蒋的这种先求国内统一、 再来抗日“攘外”的思想似乎颇有道理。然而问题在于，蒋究竟是怎样求得国内统一（即“安内”）和怎样“攘外”的？为了弄清问题，我们首先应对“安内”和“攘外”的内涵与解决方式进行分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攘外”针对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解决方式又分“战”与“和”两种，即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方式和外交方式来抗日“攘外”，暂且留到后面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