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发生在贵州境内的黔南之战，对于中国正面战场，既是大溃败后的插曲，又是战略反攻的标志。因此，对黔南之战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正面战场从战略相持阶段的大溃败向战略反攻阶段胜利转化的各种因素。 一 黔南之战是日军“一号作战”目标实现以后、妄图进攻重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战术性试探。其政治战略意义远在军事战略之上。 1943年12月初，因其在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无可挽回，日军大本营遂要求中国派遣军提出《一号作战计划大纲》。1944年1月24日， 日军大本营发出实施“一号作战”的命令。但迟至4月中旬才开始行动。 《一号作战纲要》规定：“平汉作战应于4月、湘桂作战于6月开始，攻占南宁及打通桂林、谅山道路于1945年1、2月实施。”其战略目标是“消灭中国与法属印支的交通。”而“在此期间，特别重视消灭重庆军，尤其是消灭其核心中央军。”〔1〕 1943年底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盟军在太平洋上开展了有限进攻；中国敌后战场也开始了局部战略反攻。1944年初，盟军攻占马绍尔群岛，日本本土的防卫也受到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威胁。因此，日军的整个战略是对中国取攻势，对盟军取守势。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大陆交通线，摧毁中美空军在华中、华南的基地，援助缅、泰、越地区的日军，并保住必要时由大陆经朝鲜撤兵的唯一通道，为此，日军先后调动兵力50万，发动了中国正面战场称之为“豫湘桂战役”的“一号作战”。最初，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中国军队茫无所知，“在河南丢了三十万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2〕。直至长沙、衡阳失陷， 日军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11军、23军、34军及长衡地区直辖部队，开始进攻桂林、柳州，“才有若干人士判断敌方有意打开大陆运输线来供应缅、泰、越地区敌军的军需，甚或作为由大陆撤兵的交通最后路线。”〔3〕故面对日军的“一号作战”， 中国军队出现了抗战以来的第二次战略性大溃败。 11月22日，日军陷南宁，企图与中越边界的日军会师。28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负责桂柳作战的第六方面军第11军代号为“旭”的报告：根据计划，“追击停止，并已返防。”总司令部当即“令其尽远撤离黔桂铁路线”〔4〕。按规定，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后， “旭”军的主防卫线大致应在柳州、宜山一线，只须将一部兵力配置于黔桂边界，以免主力遭到来自贵州方向的中国军队的侧击，并未要求其越过黔桂边界追击溃败的中国军队。“旭”军攻占南宁后，也预计中国军队可能越过黔桂边界增援，担心其兵力不足。冈村宁次则希望中国军队向广西出击，以减轻北缅日军的压力，亦可乘机歼灭之。日军进攻贵州前，中国铁路干线几尽为日军控制，黔桂铁路为中国控制的已不足200公里， 且因全部机车车辆或落入日军手中，或由当局自行破坏，这段铁路已毫无价值。然而，日军为何在停止追击并接到总部“尽远撤离黔桂铁路线”命令的当天，又继续越界北犯，以非主力的轻装部队进攻贵州呢？ 一般的看法是，“旭”军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战果，加强对重庆的压力，以策应北缅日军。这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日军孤军突进贵州省境达400公里的主要原因还有二： 其一，蒋介石的消极抵抗政策和中国军队在豫湘桂的溃败，诱惑并助长了日军扩大战果的野心。还在桂、柳失陷前，史迪威曾警告中国统帅部：“桂林一旦陷落，日军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得以会合，敌人将能获得重要的铁路交通线，这样就能自由地机动自己的兵力和器材，进而加强其在中国以至东南亚的防御”〔5〕。 而国民党在北方用以包围封锁八路军、新四军的16个军仍按兵不动。并反对史迪威建议援助中共军队、调其入滇缅作战的主张。当日军精锐15万人进犯桂、柳时，又发生驻广西的李济深和薛岳与蒋介石的矛盾，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向华盛顿报告：“据说蒋介石被李济深分裂运动的日益得势吓得要命，以至他自己都打算越过采取谨慎策略的阶段同日本人合作”，“对于尽力抗阻日军前进的李、薛（岳）二人是既不支持又不给增援的。”美国领事阿瑟·林沃尔特也从李济深的基地桂林报告道，蒋介石曾经“要求日军摧毁薛岳统率下的第九战区部队，他认为薛岳策划了反对他的阴谋……。同蒋介石有联系的日军据说曾向李济深及其同伙下最后通牒：如果不放弃他加强反对重庆的计划，日军将摧毁他的集团和整个华南地区。”〔6 〕中共则始终主张建立抗日民主联合政府，并全力向华北日军展开战略反攻，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但蒋介石拒绝了中共的建议。“根据流传的说法，日军与蒋介石甚至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只要重庆在其他地区不抗击日军，日军就保证蒋介石的华西——即所谓大理——潼关方形地区——为‘不受侵犯的安全区’。”〔7〕桂柳作战时， 中国方面投入的部队仅8个军，“实力不足12万人”，而且其中有5个军系由湘、粤、赣溃败下来，“复限于交通困难，增援不易”〔8 〕战斗力十分薄弱。而许多将领还普遍采取国际舆论称之为“谨慎策略”的办法，以图保存实力。“这种大多数时间都普遍存在的谨慎策略，到了1944年开始的六七月里简直成了流行病了。”〔9〕 其二，日军的狂妄自大和冈村宁次进攻重庆的设想，致使日军采取孤军冒险的行动。其时，日方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削弱作了过份夸大的估计，11月21日日方谍报机关向“旭”军发出的电讯即称，在桂柳作战中，“中国军队约有60%遭到打击，目前6 个军的战斗力只相当于一个完整军。”“旭”军亦判断，“随着战斗力下降，中国军队已将重点转向防卫内地和开展游击战。”〔10〕因此，“旭”军第13师团之一部，步、骑兵约三四千人，仅用驮马运载五六门大炮，就敢于沿黔桂铁路正面前进；而“旭”军第3师团之一部，步、骑兵不过约千余人， 也从中国军队防线侧面窜入荔波，并与上股日军配合，北犯三合、八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