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服蒋介石化解一场内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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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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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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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的长河里,每个人总是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时光流逝,往事纷纭,不少事已记忆不清了。然而,有一件事却常常萦绕在我的心头,那虽然是60年前的事了,但它仿佛就象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今难以忘怀。

      湖南故乡初晤蒋氏伉俪

      那是1931年(民国20年)的春天,蒋介石先生到湖南视察,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键家里。一天傍晚,蒋先生与何先生在阳台上观赏夜景,蒋先生指着不远处的一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说:“那是什么地方?”

      何先生答道:“是湖南省银行。”

      蒋先生听了颔首笑问:“你们湖南省以前有银行吗?”

      何先生答:“没有。”

      蒋先生一听此言,兴致甚浓地问:“这个银行是谁办的?”

      何先生说:“是个留美学生刘廷芳创办的。”

      蒋先生转身又指着另一座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

      何先生说:“那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

      “什么?”蒋先生加重语气地问,“湖南还有个国货陈列馆?是省办的吗?”

      “是,”何先生点点头,“那也是刘廷芳主持创办的。”

      “呀!”蒋先生望着那两座建筑物很有些感触。

      第二天,蒋先生便派了他的副官通知我去见他。没想到我一到何先生家,何先生的脸色都变了。因为蒋先生住在他家里,他时刻都要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唯恐有所疏忽。当我告诉何先生是蒋先生叫我来见他时,何先生就立即陪同我进了内厅。

      蒋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办这两件事。 我告诉他:我自1926 年(民国15年)从美回国,主持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的工作,在此期间,亲眼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国内市场,而湖南的财政金融管理又十分混乱,经济衰败,百姓怨声载道。湖南省银行建立之后,扭转了金融管理上的混乱局面,市场经济得以调整。国货陈列馆旨在长中国人的志气,扬中国的国威。馆内陈列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数量达几十万件之多,这对抵制日货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另外,我还准备筹办一个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一起共有三个“国”字,有人就说我刘廷芳是“三国主义”,可有的人却讥讽我完全是空谈。

      蒋老先生听到这里不禁笑了起来,他见我年少气盛,血气方刚,便紧接着问道:“你做了这三件事情之后,还有哪些打算呢?”我说:“我非常想改变国家矿产濒于衰败的状况,我们国家的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有色金属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湖南的锑的储藏量占全世界85%,江西等省的钨占全世界的60%,云南的锡占全世界一半。可是这些资源都未得到充分利用,矿业管理一盘散沙,任洋商操纵以至矿山停采,炼厂停炉、工人失业、经济破产。我主张矿业国有,但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势力太大,无法达到目的。在此之前,孔祥熙、宋子文等先生都曾力图挽救这种局面,但均未成功。”

      我的话引起蒋老先生极大注意,他听了我的话连连点头,说:“你去做,我作你的后盾。”

      第二天,我邀请蒋先生和夫人宋美龄到我家看兰花,因为我家兰花品种是浏阳的素心兰,清馨高雅(当时孙中山总理陵园、蒋介石先生家里和宋庆龄先生家里都放有我送的素心兰)。看完兰花后,就邀请他们聚餐。席间,谈到湖南矿业的壮大发展,蒋先生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当时我们曾合拍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矿业救国获蒋氏器重

      约两星期后,我又接到蒋先生从汉口拍来的电报,电文大意是:“立即来汉口,面谈一切。”我遵蒋先生之嘱到了汉口,他让我将全国的锑、钨、锡管理起来(从此,开始了对中国矿业的统一管理)蒋先生还立即写了一封亲笔信,将我介绍给蒋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

      由于蒋介石先生以及何键先生的竭力支持,在我与钱昌照先生奋力合作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开始了在中国的管理。这个机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考虑到保密的原因,对外的名称是“三元巷二号密”,后来改名为参谋本部资源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又改为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从此,全国的工矿事业机构不断成立,首先使湖南的矿业生产有了很大改观。而那些土豪劣绅顽固势力却指责我把湖南的银山(锡矿山)阴谋献给中央,甚至还有人对我进行诽谤恐吓。

      面对这一切压力,我毫不畏惧,义无反顾,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使矿业收益猛增,当时建筑湘桂铁路的大部分费用就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矿业收入。

      正因为我在湖南办成了几件事,我同蒋先生所谈的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和国际贸易处三项事业全部办成功,从前曾有人说我“三国主义”是空谈,但是它早已变成活生生的事实了。因此,蒋先生认为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样也就引出了历史上一件有价值而又鲜为人知的事。

      两广军头密谋兵变

      1936年初(民国25年)国家局势很不稳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就在这年夏天,广西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何键先生会晤。一天中午,何先生请李品仙先生到长沙“容园”吃饭。何先生邀我作陪。当时席上只有四人:何键先生、李品仙先生及其秘书和我。李品仙先生一边吃一边高谈阔论,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接着,李品仙先生便含糊其辞地向何键先生提出了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刻,何先生未作表示,而是用眼神向我示意,我深知其意,便向李品仙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我敢断定凡是中国人,全国无论男女都是要抗日的,我自然也不例外。第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李品仙先生一听,猝不及防,无以对答。何先生为了缓和空气,便说:“李先生一路辛苦,早点送李先生回招待所休息吧。”于是,何键先生与我将李先生送到招待所,接着,何先生邀我立即前往他家。何先生说:“现在情势很紧张,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对抗。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趋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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