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之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育钢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

原文出处:
党史研究与教学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8 期

关 键 词:

字号:

      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是第三党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组织名称。1928年6月, 谭平山代表中华革命党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以下简称《宣言草案》),1930年8月9日,“临委”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以下简称《政治主张》),它们分别是中华革命党和“临委”的政治纲领和行动准则,反映了第三党初创时期的政治思想及其主张,特别是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对第三党后来的政治纲领的制定及其组织的发展变化均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对中国其它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也有相当的影响。比较研究这两个政纲对于第三党研究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均有一定的意义。

      一、两个政纲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

      近代以来,凡是革命政党,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消除内乱,完成民主革命,振兴中华民族,都必须首先解决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第三党在当时是仅次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党。该党一成立即公然申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尽可能解答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途径以及革命前途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分析与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

      在分析中国社会性质时,《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实质。《宣言草案》认为:政治上,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并“有计划的利用新旧军阀封建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之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经济上,中国原滞留于千有余年的半封建社会,“因外资侵入必然的结果,近代劳动技术与生产方法的浸染,促起土著资本主义的诞生,于是古香古色的中国社会,渲染了一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但是半封建式的政治与生产的方法,仍广植于社会的骨子里”。〔1〕

      《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在形式上固然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的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2〕

      以上这些分析虽然有的不尽准确,仅仅停留于触及反映中国社会性质真相的表层。但是,它们基本上说明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社会性质决定革命性质。既然《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较为正确地把握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一致认为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们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劳动平民阶级领导的、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土地革命)和社会革命于一身的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

      在革命前途问题上,《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从分析世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已上升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开始走向腐朽和没落,人类社会历史已经进入“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处在科学生产技术十二分发达的时代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不允许中国搞资本主义,中国资产阶级既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抗争,反而屈服在它们脚下相依为命,也无法领导中国人民扫除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又“中国革命本身就是反国际资本主义运动之一部”,所以,中国革命前途必定是社会主义无疑,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不独在例外”。〔3〕

      在判断革命动力和对象的问题上,《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也较为一致。《宣言草案》认为革命的动力是广大的劳动平民:工业的劳动者——产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农业的劳动者——雇农和佃农,商业的劳动者——店员与小贩,同时联合小手工业者、小自耕农、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和劳动平民化的教员学生及自由职业者等知识分子以及无产者士兵,但必须以劳动阶级为中心和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封建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

      《政治主张》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和“直接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过程的分子”,“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和“被官僚军阀压迫抽剥的工商业者”,但必须以工农为重心。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资本阶级”。〔4〕

      《宣言草案》和《政治主张》能把握生产资料占有者和非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特点,得出劳动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并联合其他虽占有小部分生产资料却受反动阶级压迫的阶级或阶层以便扩大革命阵线的结论,并坚持必须以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工农大众为中心的观点。但是,它们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忽视无产阶级特有的先进性和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将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革命性等量齐观,以致不承认或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言草案》认为,中国是半封建式的政治与生产的方法仍广植于社会的骨子里,仅渲染了一层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无产阶级与有产阶级的结构分垒尚未明朗化,中国社会阶级复杂异常,因此,“中国还没有广大的产业工人,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性格”。〔5 〕《政治主张》也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农业手工业生产,“产业工人的数量,连煤矿工人及码头工人计算在内也不过占全数人口0.5%”,〔6〕因此,“工人独裁政权”,即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根本与平民革命挂不上号。总之,它们轻视中国无产阶级,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