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继维新、辛亥两大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之后，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复辟势力与尊孔文化的泛滥，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探索新的救国道路。首先，他们比较彻底地批判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儒家传统文化，对传统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展开了批判，揭示其“吃人”的本质，提出以个人本位代替家族本位，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其次，把批判改造目标伸展到民族心理、性格与行为层次，提出社会变革必须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根本任务之一，使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提升到新的层次。再次，五四知识分子在改造社会国民性的同时进行了自我改造，实现了自我的同步转型，同时，他们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大批知识青年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一代新型国民不断生成。虽然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遗留下一些问题，但就近代意义而言，他们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使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初期，维新知识分子群体处于开拓阶段，辛亥知识分子群体则将转型提升到新的层次，但是，他们未能完成历史重任，最终被时代所淘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将从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和自身转型三个层面来阐释这一群体的转型，并理性地评估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 中国自近代以来，国家政局腐败，列强侵略日益加剧，民族危机逐步升级，太平天国等反抗运动乘机勃兴，清王朝几被颠覆，中国陷入空前的动荡局面。士大夫们对清王朝与民族的安危深切忧患，寻求自救自强之法，由朦胧的“师夷长技”构想到付诸实践的洋务运动，贯穿了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的半个多世纪。这期间，充分体现了时代与危机冲击而产生的刺激效应，不过是部分士大夫在维护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前提下，对西方侵略作出的强制适应。他们虽然并非要改变或走出传统，但这种努力却为后来的先进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与活动环境。知识分子真正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肇端于甲午战后，维新知识分子首次以群体姿态登上了政治改革与思想批判的舞台，揭开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序幕。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维新知识分子群体无力独立承担改造社会政治的领导角色，只能以传统的方式来背叛传统，进行“托古改制”的变法运动，没有走出依附封建政权的“事业格式”，他们的转型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辛亥知识分子群体则摆脱了传统士人坐而论道的清谈习尚，崇尚革命英雄主义，投身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初步实现了自身的同步转型。但辛亥革命只完成了政治体制名义上的变更，中国社会实际上仍旧在传统中徘徊，辛亥知识分子群体也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走向了解体，或沦为反动政客，或皈依宗教，回归传统，只有少数人仍然坚持探索。总的说来，维新派和革命派知识分子群体未能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症结，更未能完成改造国民性的历史重任。不过，他们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均进行了批判，对国民性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为五四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等军阀为代表的旧势力沉渣泛起，把中国推进新的灾难深渊，动乱与复辟交相发生，在军阀、政客的推动下，思想文化界的尊孔复古逆流汹涌翻滚。同时，日本乘乱而入，操纵军阀，企图加速灭亡中国的进程。新的内忧外患给知识分子带来强烈的忧患意识，并唤起了他们新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承担了继续奋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他们痛感到理想与现实的深巨断层，仅靠政治、革命或变动是无法消弭这一断层的，关键在于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更新，因而，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和青年一代，试图透过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批判与改革，教育和培养新一代的青年，开创中国近代化新纪元。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敬告青年》发刊辞中，率先向各种传统观念发出挑战，提出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即“自主而非奴隶的”、“进步而非保守的”、“进取而非退隐的”、“世界而非锁国的”、“实利而非虚文的”、“科学而非想象的”，提出必须坚持“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变革方向。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外，应当以近代科学文化教育青年，彻底改变传统国民性，才能建立新的中国。此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周作人、钱玄同等人的各种论说，标志着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觉醒与崛起。中国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创建近代新文化的运动由此发轫。 五四知识分子首先对近代变革历史展开深刻反思，从中探究屡次失败的内在根由。陈独秀把传统文化视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痼疾，指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1 〕他揭示了“单独政治革命”难以成功的深层文化背景。在陈独秀看来，“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辟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2〕因而，“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素质为之改善。”〔3 〕国民素质成了关系祖国前途与命运的根本课题，这就是陈独秀的结论。 陈独秀认为，要改善国民素质，必须启迪人的觉悟，更新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他说：“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源。……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源，……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吾敢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4 〕陈独秀的对策是以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说”，置换中国传统的“儒者三纲之说”，这样，中国国民才能按照新的伦理观念思考与行动，从而实现最彻底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