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总是有一定的社会整合机制。社会整合机制既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保障体系，又是一定历史时期中各种社会阶层地位、力量、关系与要求的反映，尤其在转型社会中呈现出多元剧变的特征。20-30年代上海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化表现得十分典型，本文对此略加探索，以求方家匡正。 一 社会整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整合是通过两个层次实现的，一是社会中心体即国家政府进行的政治整合；二是地方民间的整合，也即狭义的社会整合。政治整合的目的与功能主要是确保民族国家的主权，通过行政法律手段与政府的威望，实施宏观调控、行政控制与管理，建立与维护社会秩序，调节与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回答与处理各社会成员、群体、阶级与政党提出的问题与要求，避免社会失范，使之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社会整合则主要是以民间的、非行政的手段在地方社区层次、行业领域中发挥作用，根据各社会成员、群体与集团的利益，向社会中心体提出要求，由此开展自己的行动，使承担不同功能的角色、组织、制度在社会活动中建立起互相和谐与配合的关系。这是两套不同层面不同功能的整合系统，亟需配合互补，但由于两者的出发点与利益角度不同，两者关系并非始终和谐完美，一旦失调，将导致社会发展的迟滞。 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机制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整合力较强而社会整合力较弱，两个层次间缺乏完善有力的组织形式与联结纽带，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绅士—地主”集团这种介乎官民之间而代表双方利益的中间阶层维系之，因此，这种呈强势的政治整合力实际上是以分散的社会整合力为前提的，社会整合力缺乏正常的意见表达与自我实现的渠道，往往以暴乱、战争的极端方式表现出来。这样的整合体系一方面赋予社会以灵活性与稳固性，使之绵延千年之久，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整合的层次较低，国家无法代表与反映全部民意，无法控制整个社会，上下相间，官民相阂，一旦遭到外来侵略时难以将全民族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整体作出反应，孙中山痛心疾首的“一盘散沙”现象就是其必然结果。近代以降，随社会转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难以对不断出现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要求进行整合了。 20—30年代的上海面临着两种挑战： 第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与持续解组。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变是结构平衡与失衡的矛盾统一体，社会结构由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平衡有序到失衡无序，又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平衡有序，表现为，及至1927年新的社会结构全息体建立后，各成分要素大致定位，社会秩序相对平衡稳定。但社会转型在许多层面上仍未完成，各要素间因利益关系而发生的矛盾冲突使社会内部失衡无序状态始终存在，导致结构持久激烈的分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异质性的增加，即要素（如个人、家庭、组织、群体、阶层及其社会位置）质的变化与类的增加，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与群体已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直接参与了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成为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参加者与推动者；二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要素间差距的扩大与关系的演变。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社会关系失衡，社会分化形成某种必然规律。两者都有助于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而增加社会独立自主的比重。这种自由空间的出现和度的不断延伸，正是结构分化的最重要特质，也是最重要的后果。社会解组一般指的是因社会转型而使旧的价值规范、人际关系、社会生活以及语言风俗等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并日趋衰亡，导致民众丧失了对社会的向心力与内聚力。〔1〕上海原有整合模式存在的前提条件基本消失， 社会整合基本处于失衡状态。从晚清到1927年，上海各种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激烈，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传统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高度重合的总体性社会结构已经瓦解，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明显处于弱化状态，政治整合能力大为下降，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区域甚至到了不复存在的地步。 第二，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和寻求新的整合机制。及至1927年，随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建立，这种重建无论在形式上或内涵上都基本完成与基本定型。新的社会结构一旦建立，社会全息元各要素即运作其间，而被日益纳入一个新的“共同框架”之中。但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社会分化的中止，20—30年代的上海，被纳入现代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各社会群体、阶级、阶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了新的分化，其相互作用与联系的加强以及利益的差异，往往集中表现在社会关系的失衡上，无论是行业内部的商业竞争、文化学术界的学术争论等各种非对抗性关系，还是劳资对立、知识阶层的反抗、国共间的斗争这种种对抗性关系，以及社会、经济领域间的各种内部与相互间的关系都反映了这一基本事实。社会结构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结构，社会分化表明社会关系的失衡失调，这一时期上海各种失衡的社会关系亟需调整与理顺，新的利益群体、集团、成员的地位、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利益导向与各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都需在新的基础上予以合乎时代理性与社会法律的规范与整合，从而以不同的程度与方式对社会及中心体形成了冲击与挑战，迫切呼唤着全新的社会整合体系与机制的出现。 从社会政治学角度来审视，1927—1937年这10年上海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寻求与建立新的社会综合整合机制的双重过程。“四·一二”政变后建立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依靠现代强权与法理，不遗余力地扩充与强化其政治整合机制，力图将其整合触角伸入社会一切层面之中。同时，一个各要素相对独立的新的多元社会结构已经形成，公共领域与自由空间的扩大，使得社会成为与国家平行的提供资源与机会的独立源泉，不断改变着人口的社会地位与空间配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中间组织，作为自我秩序形成、自我能量集聚、控制与阐发的现代社会形式，已演为一种现代社会有序化的保障机制与重要的整合力量。因此，这10年的基本特点可归结为行政整合力的强化与契约性的民间社会整合力的趋升，两种整合机制之间有互补与配合，也有矛盾与斗争，在上海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从而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种新颖独特的上海社会整合模式体系。 二 政治整合机制及其力度，也就是政府这一社会中心体对社会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调控能力与处理能力。严格地说，1927年前的上海政治整合机制极为薄弱，这固然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松绑条件，然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迫切需要新的整合机制，“正像工业化和都市化必然扩大不同群体和阶级间的冲突范围一样，政治参与的扩大也会把许多具有潜在利益冲突的新群体卷入政治舞台。”〔2 〕从而使利益冲突集中化白热化，对社会中心体的代表提出各种要求，不断冲击着政府的政治制度，影响到其政治象征、塑造与定型，以及政策的抉择与执行。因此，“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关键问题，乃是形成中的新社会结构处理这种持续变迁问题的能力。换言之，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形成一种能够容纳持续变迁的问题与要求的制度结构”，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现代化的中心课题与挑战”。〔3 〕大革命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上海政权即面临着这种挑战，怎样强化容纳持续变迁的能力和回答各社会群体的询问以及处理、调控各种矛盾的能力，努力增加各社会群体间的联系与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使社会变迁造成的各种冲突、抗拒行为成为社会发展的正面动力，而不致逸出新的制度框架与轨道之外成为负面效应，以危及现存社会的稳定与存在。这就成为强化政治整合力的出发点与实际运行的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