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是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一件大事，是爱国学生游行示威进行到最后的一个高峰，也是爱国学生出于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义愤的最集中的表现。但是，时至今日，究竟是谁放火烧的赵家楼，却还没有一个准确无误的说法。 一开始便有四种说法：一说是学生放的，一说是曹汝霖的家属放的（企图惊散群众），一说是电线走火，一说是曹汝霖的仆人放的（乘乱盗窃财物，放火灭迹）。后来，根据许多人的回忆，第一种说法得到了认同，但放火的学生具体指谁，又有不同的说法。 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明著《五四运动史》第九章第四节“火烧赵家楼”写道：“放火的学生是谁呢？据一位和匡互生共同参加五四运动的目击者回忆，正是匡互生本人，他说：‘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09 页注①）……另一位放火的目击者回忆说：‘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的学生。’（见萧劳《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载《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周予同写的《五四回忆片断》中说：“从群众拥进大门以后，一幕革命斗争的热烈场面展开了。……于是带有火柴、火油的同学们便将卧室的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的文件，放起火来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的同学的赞同，火焰在短时间内也并不旺扬。”（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第267页）。 这里，关于“谁是放火者”的意见主要有两种：多数人认为，放火者就是第一个破门而入的匡互生。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放火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且不一定有匡互生。究竟哪种意见准确呢？ 笔者最近在湘潭乡亲处，看到1987年8 月台北崇正印刷企业行印的陈大榕著《问政四十年》。书中首次披露了这两个放火者的身份，他们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陈大榕和俞劲。陈大榕是湖南湘潭县人，1897年（丁酉年）正月初三日生。曾在湖南明德、长郡读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大学。后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抗日战争初起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他任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常务理事。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86年9月在台北去世， 时年90岁。在陈大榕1977年所写的《八十自述》中，有一段他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记述，现摘录如下： “民国八年，日本帝国军阀侵华日亟，迫我签订二十一条密约。当时北洋政府懦弱无能，而外交人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主张屈服。群情愤怒，全国哗然。北京各大学生为紧急挽救，发动全面罢课游行示威。俞劲慎初同学与余脱队购火柴两盒。大队进行至曹汝霖住宅时，湖南邵阳籍同学匡互生由后墙破窗而入。初为卫士所阻。匡君晓以大义，慷慨激昂，卫士为之感动，任其开启后门。大队一拥而入。余与慎初同学引火焚烧院中书房一幢，情势为之扩大。北洋政府惧于事态之严重，南方政府之反对，全国学生之响应，舆论之抨击，遂不敢轻率承诺矣。此中事实从未为外人道也。”（见陈大榕《问政四十年》第421 页）陈大榕和俞劲，都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他们“脱队购火柴两盒”，后来“引火焚烧院中书房一幢”——赵家楼。作为放火烧赵家楼的“当事人”，陈大榕自述放火的经过，与“目击者”萧劳、还有周予同等的回忆，情节完全吻合。他们是放火者这一点应该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