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从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党的“八大”的召开，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相继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其中较为突出的如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及由此而引发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等等。这些影响至巨的批判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令人深思。 一、几个特点 建国初期的几次批判运动，是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几乎与经济复兴工作同时展开的，且一发不可收拾，一场接着一场，一浪高过一浪。这些批判运动，有几个明显特点： ⒈声势浩大，株连众多。这些批判运动主要发生在文艺界、科技界、思想界。但最终这些界域均被突破，运动波及全国。当时是工、农、兵、学、医各界一齐上阵，举国共讨。据统计，仅在1955～1956年间各地报刊为批判梁漱溟“反动路线”，就发表了约100篇文章[①]。批判胡风时，《人民日报》创下了1个半月发表200～300篇声讨文章的记录[②]。在批《红楼梦》时，报刊上也发表了数百篇文章。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红楼梦讨论集》4集，共收入129篇文章，近100万字[③]。名为“讨论”，实多批判。 此外，当时的批判对象也从对某个当事人的批判转到所有与当事人有点关系或同情、支持、赞同当事人观点者。1951年批判《武训传》时，不仅编导孙瑜、主演赵丹成了被重点批判的对象，而且连曾向孙瑜赠送过一本《武训先生画册》的陶行知，曾为《武训画传》题签作序的郭沫若也在劫难逃。这样顺藤摸瓜，摸到了一大批“有问题”的人。批判浪潮冲击到文化部，周扬被迫撰写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为《武训传》作了结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受牵连者更多，触及的人数达2100余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78人（内有共产党员32人），其中定为“骨干分子”的23人[④]。 ⒉高层卷入，火力猛烈。这些批判运动，除了广泛的人参加外，甚至引起了党中央领导人和党的机关报的关注。1951年5月，继《文艺报》批判《武训传》后，《人民日报》加入了批判行动。5月2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文章指责《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严肃批译一些共产党员虽然“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⑤]，文艺界乱得很。1953年9月，毛泽东先后在政府有关会议上抨击梁漱溟，言词异常尖锐，各种报刊也一马当先，纷纷卷入。批判胡风时，有关部门对其私人信件进行查抄、整理，搞了三批材料，到处散播。1955年6月，《人民日报》将之汇编成册，毛泽东为之写了序言。这本书共印了762.9万册。同期，《人民日报》开辟了“批胡”专栏，每天都载有一版多至四版的揭批文章。 ⒊不断升级、无限上纲，政治围攻，宗派情绪强烈。建国初期的几次批判运动都循着如下线索：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论争不断发展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相争，从而导致悲剧性的灾难。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成果，是作者对《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考订、追根溯源及对作品的艺术鉴赏和思想倾向的评论，涉猎甚广且颇有建树。但作品面世后，掀起了轩然大波。两位“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撰文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他们认为《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本是红学研究中的正常争鸣。但争鸣很快脱离了轨道，人们开始立足于政治角度看问题，认为红学论争实际上是不同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指责俞平伯等“‘新红学派’假借研究《红楼梦》的名义，狂热鼓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⑥]。其思想本质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一种具体表现”[⑦]。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⑧] 胡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批胡风潮中，他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反共反马克思主义者”、“阴谋家”、“最阴险的敌人”、“反革命的灰色蛇”、“蒋介石的忠臣孝子”、“披着人皮豺狼”、“人民的死敌”，种种罪恶，不一而足。 ⒋断章取义，随意捏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这是批判中十分流行的方法。批判者有的先作结论，围绕结论再寻材料；有的把历史旧帐翻出一道算。更有甚者，无视法律，入室劫宅，查找“黑材料”，为我所用。这种作法，在批判胡风时尤盛。他们把搜来的私人信件掐头去尾，加以摘引，拼凑，按自己的理解，加上注释和按语，任意曲解。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就是如此整理出来的。如：胡风说：“那些‘批评家’都是当权者，别人哼都不敢哼，任何从实际出发的要求都要心惊胆战给压下去”，即被理解为“做贼心虚”。胡风说：“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得忍受，并且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又被理解为胡风集团讲究策略，不轻举妄动，以便保存反革命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以推翻共产党，推翻新中国，恢复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的统治。这样，本来是一些颇具夸张性的文学语言，被当作了明火执仗的反革命集团的狂妄叫嚣。据此，胡风被定罪入狱。 二、几点原因 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尚未完全复兴之际，思想战线即展开旷日持久的批判运动，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