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配合这场战争，日本政府对殖民地朝鲜及台湾的政策做了全面的调整。在台湾，开始实行战时的高压统治。在思想文化上，极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决心把台湾同胞塑造成日本统治下的“皇民”，为日本帝国效忠卖命。 整个抗战时期，尽管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处心积虑，采用各种措施不断强化“皇民化运动”，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台湾人民的自觉抵制。在当时台湾的战时体制下，一切抗日组织都遭到取缔，一切不满日本统治的言论都遭禁止。在没有领袖、没有组织号召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台湾同胞不约而同地对殖民当局推行的皇民化运动进行抵制。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所发挥的作用。 一、抗战时期的皇民化运动 日本据台以后，统治台湾的总督由军人担任。1919年，日本政府为改变国际形象，改派文官任台湾总督。七七事变前，日本为适应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需要，于1936年9月重派军人即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担任总督。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小林跻造针对日本政府的整体战略及台湾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后治台的三大基本方针，即南进基地化、工业化和皇民化。南进基地化，是日本把台湾作为往中国华南及东南亚扩张的据点和桥头堡；工业化，是日本把台湾作为其战争物资的供应地，并大力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各种工业，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皇民化，目的在于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臣民，以便任意受其驱使，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服务。 小林跻造上任后，在一次内部演讲中曾忧心忡忡地说：“从军事上观察台湾，确为我国国防重要据点……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民众）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国防上便犹如坐在火山口上。”他强调必须“排除万难不断致力于教化事业，使之成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别无他径”。为使台湾人民为日本“国运兴隆”作贡献，殖民当局力图通过灌输国民精神、振兴普通教育、匡励语言风俗等手段来“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于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总督府正式提出皇民化政策，1939年起全面推行。 皇民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即禁止台湾人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行为，检举“抗日思想犯”；强迫学习、使用日语；废止中文报刊；强迫使用日本姓名；禁止用“台湾人”名称，一律改称“皇民”；封闭中式寺庙，改奉日本天照大神；禁用中国纪年，改用日本正朔；禁穿中式服装，改着日本“国民服”，并在“皇民”的幌子下，强迫台胞为日本侵略战争出力卖命等。 1937年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在台湾宣布实施战时体制。台湾军发布文告，称台湾人表面忠顺，而实际上并不驯服，时常有“非国民”的言行。声称如果发现这类言行，即严加镇压。台湾进一步陷入高压的恐怖之中，到处是日本的宪兵、特务搜捕反日分子。在这段时期中，被日本当局以反日分子拘捕、酷刑拷打、处决的台湾民众不计其数。从1938年起，殖民当局还大量增加专门对付思想犯的特高警察以加紧控制。 在文化上，进一步大力推行日语。他们把日文定为台湾的“国语”，强令台湾各级学校的所有汉语课程一律停开，所有报纸的汉文版一律取消，台湾同胞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殖民当局还发布种种禁令和惩罚措施，强迫台湾人民使用日语。如花莲地方当局规定，公务人员在公众场合不使用日语的一律解职。罗东郡三星庄竟建立不学日语者要处以“过殆金”惩罚的规约。对于不懂日语的人，连买车票都要受到斥责：“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面去！”甚至被斥为无资格乘车，拒绝售票。当局还制定了“国语常用家庭认定制度”。凡被认定“国语常用家庭”者，则由当局表彰，并给予其成员各种优先权。诸如可享有进入日本人的小学校，可升入中等学校，可担任官方行政职员，可优先考虑提出的各种营业执照和补助，亦可赴日考察等等。总之，总督府在皇民化运动中，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全力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完全禁绝汉语而代之日语。 与此同时，总督府还强制推行日常生活的日本化。 台湾民众的祖先本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因此台湾的社会语言、风俗习惯是与大陆闽粤地区基本相似。语言文化本是一个民族的特征。日本为了达到永久霸占台湾的目的，力图从根本上摧毁台湾的中华文化。 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华民族一个古老习俗。台湾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群众，通过这一习俗，保留着对祖先、故土以及祖国的眷恋之情。在皇民化运动中，总督府企图利用在台湾民众中推行日本神社的信仰来改变台湾民众的这一习俗信仰。总督府在台湾各地修建神社，规定每月一日为敬神日，无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前往日本神社“参拜”，家家户户要奉祀日本的天照大神。同时下令将许多台湾民间的寺庙拆除封闭，不许再行祭祀。此外还强制废除台湾人民的一些传统节日，如中元节、春节等，禁止举行庆祝活动，下令取缔中国式的婚丧嫁娶的习俗，甚至像台湾民间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等也统统被禁演。要求每个家庭须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蹲式便盆）、榻榻米（床垫），禁止台胞穿中式服装，特别是妇女要穿和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