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在中苏两党之间发生的大论战，是本世纪世界政治领域里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中苏两党从昔日的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30年后的今天，当世界进入以和平、发展为两大主题的时代时，反思这场论战，其中确有不少值得记取的教训和需要再思考、再认识的问题。 一、中苏两党矛盾发生发展的根源 以往的论著中，一般都把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导致论战的原因归结为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即由于双方对当时国际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不同而引发了论战。但经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可以看出中苏两党矛盾冲突的真正根源还不仅仅在此。现试分析如下： 1、国家利益的巨大矛盾 国家利益一般统指主权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需求，它是国家制订内外政策的基础与归宿。正如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取决于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利益往往也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成为决定不同国家间能否建立持久稳固合作关系的真正基础。而中苏矛盾，也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 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总变化，苏联在50年代前半期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显著改变并相应调整了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苏联认识变化的根据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虽仍处于继续对抗态势，但美苏力量对比开始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其表现是：在东欧、亚洲出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出现新的高涨的大背景下，苏联在建立了东欧五国经互会的基础上，又于1955年与东欧七国签订了华沙条约，从而不仅在经济，而且在军事上完成了与美欧抗衡的重要步骤；此时苏联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并打破了美国核垄断的一统天下；以朝鲜战争为标志，处于巅峰状态的美国受到沉重打击，它的经济军事实力虽仍很雄厚，但其地位已开始呈现从顶峰下降的趋势。因此，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 但事实上，从世界全局看，此时真正实现和平共处，避免局部战争的条件并不成熟。当时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战争正处于高潮，在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埃及，帝国主义忙于扑灭民族独立之火。在此情况下，为实现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构想，让美国让步，苏联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基本前提下，能打出的一张牌就是利用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把其他兄弟国家纳入它设计的轨道。为此，它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控制，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兄弟国家的民族利益。苏联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与中国的巨大矛盾。中国并不反对美苏缓和紧张关系，但国际关系终归是一种利益关系，在认为“苏美合谋主宰世界”，出卖了中国利益的前提下，苏联的主张当然会受到中国的强烈批评。中苏认识产生巨大差距的原因是： 首先，中国此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与苏联相反，处于不利的地位。战后，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获得了有利的势力范围、战后边界和在华特权，而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利益却受到损害。新中国成立后，经济上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和禁运；外交上当苏美首脑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晤时，由于美国发起的“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中国还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中国与昔日扶蒋反共的美国更是旧仇未解，又加新怨：朝鲜战场的硝烟刚刚消散，要对台湾承担“义务”的美国又在中国领空、领海频繁进行军事入侵；在炮击金门后，美国又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拥有六艘攻击型航空母舰并配备核武器的特混舰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 在台湾和中印关系问题上，中国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体现得更为明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在台湾问题上，也准备了“两手”，但苏联明确反对中国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1955年11月，苏联在联合国提交的议案上呼吁：“不论何方，都在台湾周围地区避免敌对行动”[①a]，实际上表明默认了美国“保护”台湾的承诺，让中共容忍祖国分裂现状的存在。而这种状况，恰恰正是美国的“保护”造成的。1959年，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中又埋怨中共炮击金门造成苏美交战的气氛，希望中国作出临时性让步和牺牲，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免破坏苏联的战略构想。另外，在以1959年3月西藏叛乱为导火索的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为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特别是对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印度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居然出乎中国意料地采取了所谓中立的立场，拒绝给中国以任何外交上或道义上的支持。苏联的这种作法强烈地伤害了中国的利益与民族感情，毛泽东曾认为，这是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自己兄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统一作为自己最基本的奋斗目标。特别是在成为执政党后，它所承担的国家责任和民族责任更加重大，因此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问题上更为重视和敏感。而苏联的上述言行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认为这是早在雅尔塔就表现出的“大国协商，划分世界”行为的重演，并作出激烈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的切身利益与苏联国际战略需要上的尖锐矛盾，是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基础与基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