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情丝 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逝世时，我虽已出院回家，但是只能瘫卧床上，不能下地走动。我的儿子代我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吊唁。50年代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的老同志，共同决定每人写一篇回忆和敬悼胡耀邦同志的文章，编成一本纪念文集，交给出版社尽快出版，寄托哀思。家里人把我从床上架到窗前的写字台，我强忍着心里的悲痛，头脑的昏沉，半身僵麻的痛苦，花了几天时间，停歇喘息十几回，写出《怀念耀邦同志》一文，心里仍然堵得慌，挣扎奋起又写了《难忘的谈话》。 1958年3月，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三十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候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五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那儿站起来。” 五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二十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二十年？五年的四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对我的观点很欣赏，但是不赞成我在大会上折腾，说我这是延安《轻骑队》的作风，更不该口出狂言，攻击文艺界的领导。我认为耀邦同志听到的情况反映，跟事实大有出入，便争执起来。耀邦同志见我如此不知好歹，也发了火，这次谈话有点不欢而散。最后他声色严厉地对我说：“今后你少参加那些活动，一年要读一千万字的书，向我汇报！” 所谓“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是这样的：我和耀邦同志初次见面那天，耀邦同志就和我约定，要我每年找他谈两三次话。我虽然很觉荣幸，但是又怕打扰他的工作，难免攀附之嫌，所以从没有主动要求一次，每次谈话都是他派人找我。1956年冬季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对一位老作家的一部作品如何评价，我和文艺界的主要领导同志发生争执。我是十足的以下犯上，这位主要领导同志也是极端的专横独断。对于这位老作家的这部作品的看法，我深受耀邦同志跟我一次谈话的影响，耀邦同志看过这部作品，评价不高。我在座谈会上发表的讨论，其实是“述而不作”。我顶撞文艺界主要领导同志不久，耀邦同志便找我谈话。我“心中有鬼”，就找了个借口，编个瞎话没有去，这便是“请也不来”。此后，文艺界颇有流言，说耀邦同志对我宠纵溺爱，我才无法无天横反；有位老作家更封我为“团少爷”，与“党老爷”相映成趣。当地我才20岁，不懂人情世态，估摸这些流言也会传到耀邦同志的耳朵里，对我的印象可能更不好了，也就更不想找耀邦同志谈话。 1957年春天，我被一些人像放风筝一样捧上了天。有如无酒不成席，许多座谈会没有我参加便不够味儿。轻骑队横冲直撞，终于一头碰在了《讲话》上，惹得龙颜大怒，招来塌天大祸。 耀邦同志和我的话别，早已超过30分钟，工作人员几次开门示意，耀邦同志只得结束这场谈话。 “刘绍棠，你还有什么委屈，什么要求，给你三分钟时间，赶快说吧！”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能不能……改为留党察看二年？”说出这几句话，我泣不成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