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是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著名的理论家和卓越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除了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还先后担任政务院秘书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建立、巩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年6月2日，是李维汉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特撰此文，以示对李维汉同志的纪念和缅怀。 一 光辉的探索实践 早在延安时期，李维汉就开始致力于共产党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问题的探索。1940年后，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即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非党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这种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雏型。当时，李维汉先后担任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为贯彻党的“三三制”政策、处理好共产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作了大量的工作。1940年9月，他写了《关于政权的三三制》一文，发表在党刊《共产党人》上。文章对“三三制”的内容、政治基础和作风以及怎样推行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尊重法制，以身作则，做奉公守法的模范；共产党人要接受非党人士的长处，关心他们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彼此间发生政策上和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时，通过协商和政府会议或民意机关去解决；共产党人要善于自然而然地同非党人士进入精神上的接触、往来和接近，感人以诚、动人以理。[①]在实践中，他采取了“民主合作”、“生活照顾”、“适当让步”和“必要的斗争”等措施和做法，团结了李鼎铭、贺连诚、霍子乐等一批党外知名人士和中间分子，激发了他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从而推进了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为日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建立和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建立起来。制度初创，一系列方针政策亟待明确解决，党内部分同志暴露的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和清一色思想，有待教育克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李维汉先后于1950年3月和1951年4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第一次全国政府秘书长及省市政协秘书长会议，并分别在会上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和《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根据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说明了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了各方面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尤其是，他正确提出和解决了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为正确处理多党合作共事关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为了巩固和发展同各党派的合作，李维汉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党内外深刻阐明了我国民主党派的性质和特点，论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他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纲领和方针任务。各民主党派在会上都作出决议，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他还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支持和推动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讨论，参加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国家建设的实践，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时事政策，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发展民主党派同我党一致的一面，缩小矛盾的一面，使团结合作不断得到加强。建国初期，多党合作共事关系处理得很好，这跟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分不开，也跟李维汉同志的努力分不开。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开始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李维汉及时地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向工人阶级缴械投降了，“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②]。他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把教育工作作为今后七年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在李维汉的倡导下，北京举办了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外人士的“高级党校”，各地普遍举办政治学校，有计划地大批地组织党外人士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这对于帮助他们初步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李维汉积极贯彻这一方针。在1956年10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他就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作了多次讲话，总的精神就是要充分认识民主党派的进步与变化，放手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进一步密切我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他的这些讲话，曾以《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分发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和试行，并准备报送中央会议讨论批准，只因后来反右派斗争的开展，这个文件草案被搁置了下来。 1957年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倾错误，反右斗争扩大化使一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李维汉也曾不可避免地有过“左”倾失误，但他很快经历了一个由失误到逐步认识并积极纠正失误的过程。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他逐渐把纠正“左”倾错误，改善合作共事关系提到统战工作的重要位置。如在1958年结束党外整风运动，1959年反对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三年困难时期，他采取和风细雨的“神仙会”的方法，帮助民建、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党派召开中央会议，在会议中坚持倡导实行“三自”（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政策，使他们解除疑虑、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把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极大地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1962年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李维汉主持起草了《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他根据周恩来广州会议讲话精神，分析了各民主党派的性质，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派”，今后“一般不再称他们为资产阶级性的党派”[③]。他指出，几年来在我党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问题上虽然有所改善，但是还存在相当多的缺点，甚至存在相当严重的错误，如“敷衍应付”、“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以及错误批判等。李维汉在会上多次强调要调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提出要按中央的有关精神，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对于交心运动中受到处分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对于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斗争或戴了帽子的，对于1958年以后其他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处分或戴了帽子的，一律经过甄别，予以平反。李维汉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对于改善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巩固多党合作制度，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这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却被说成是投降主义、修正主义。李维汉因此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被撤掉了统战部长的职务，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