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因作了细致入微的探讨，同时也简要分析了合作破裂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国民革命的客观需要是国共合作的根本动因，至于直接动因，在国民党方面主要是：联俄必须联共的考虑，“补充新血液”、改组和发展国民党的愿望，发展、完善三民主义的需求；在共产党方面主要是：壮大本党力量的考虑，使本党活动公开化的愿望，扩大本党影响、提高民众觉悟的需求。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一是缘于“党内合作”形式不易化解矛盾，二是缘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蜕化变质。 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的统一旗帜下，出于各自的需要而结成的革命联盟。在军阀割据、列强恣肆的本世纪初，要实现国家统一，建立民主共和国，无论拥有强大政治影响而又组织涣散的国民党，还是具有蓬勃生机却又年幼弱小的共产党，都极难单独胜任。两党互相促进，取长补短，结成了患难之交。然而，基于此种动因而形成的国共联盟具有较大的脆性，当其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发生异变时，联盟便很快走向破裂。 1 1911年，中华民国诞生，但不久，倚仗帝国主义和封建余孽支持的袁世凯篡夺了民主革命的果实。袁世凯死后，各个派系的军阀或以“武力统一”为幌子，或以“保境息民”作招牌，裂地纷争，涂炭生灵。北洋军阀盘踞的各届“中央”政府，对外出卖国家权益，对内镇压民主力量，而帝国主义在政治渗透的同时不断加紧经济的侵略和控制，农村进一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市场，加上繁重的封建剥削，再加上兵燹、天灾，逼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曾一度因欧洲列强忙于“一战”乘隙壮大，但战后帝国主义又加强了在华的经济扩张，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在多重凌轹下举步维艰。 为了解救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些革命党派、进步组织展开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探索、尝试。 在北洋军阀时期，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民主力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战，但包括轰轰烈烈的两次护法战争在内的努力都告失败。究其因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力量强大固然是客观事实，但革命民主力量本身的分散、歧争同样也不容否认。辛亥革命后，原来为推翻满清王朝而集合起来的革命力量趋于分化、解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同盟会所固有的松散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为使其担负起领导民众、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孙中山等人先后对同盟会几易其名（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进行调整、改造，但成效甚微。再者，孙中山等人对列强、军阀也抱有幻想，试图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可唐继尧、陈炯明之流，无非是假“民主”、“共和”之名，行争地、窃国之实。孙中山还把希望寄托于旧国会，以为“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①]主张“废督裁兵”，这不啻为对牛弹琴。事实表明，国民党凭借自身力量，按照原有活动方式，是难以完成实现统一、再造共和之重任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1921年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鉴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在党的“二大”上即制定了切合实际的行动纲领，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②]。然而，诞生伊始的中国共产党力量弱小，缺乏经验，无力单独完成这一任务。逮至1923年6月“三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不过四百余人。 另外，当时其它带有进步倾向的党派或团体也不成气候。辛亥革命前后涌现的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历经时局嬗变，或演化，或瓦解，或堕落，大多丧失了革命性的一面，且影响日渐衰退。五四时期蜂起的各色社团、学社，由于宗旨不同，各自为战，纵然掀起些微澜，但“都是自然发生的，散漫的，偏于一方面的，偏于局部的，各归各不相联接的。”[③] 那么，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把人民从中外反动派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时代赋予了社会变革以特殊的涵义——用国民革命的形式实现这一目标，即如陈独秀所指出的：“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④]为什么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之路或纯粹的社会主义之路行不通呢？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殊状况决定的。“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⑤]，中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妥协、保守、力量分散又弱小的先天弱点，而“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⑥]。完成国民革命，亟需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大联合。所以，正是为了进行国民革命这个根本动因，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两大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携起手来。 2 国民革命需要各革命阶级和各革命政党的大联合。国共两党的合作，可以互为补短，以带动起各阶级各阶层的广大民众，产生一股摧枯拉朽的伟大合力。因此，革命实践或斗争手段的彼此需要，成为合作的直接动因。 首先看国民党方面。孙中山之所以同意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这是与他对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分不开的。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他痛切地意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唯有民众广泛参与的国民革命，才能铲除旧的官僚、武人、政客这三种“地底陈土”。他始终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却并不排斥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⑦]况且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他的三民主义颇为近似，使他觉得共产党是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些观点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的认识前提。国民党联共的直接动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