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北伐军与入侵山东之日本干涉军在济南发生的军事冲突，学术界已有许多研究[①a]。但对此次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影响，则注意得还相当不够。事件之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上（详后）。国民党军政实际决策人蒋氏这个观念提示了济南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迫使新当权的国民党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对其政策进行调整：在事件之前，国民党基本是重内争轻外事；在外交上则先是一面倒向苏联，继则全力与日本维持一种稳定的工作关系。在此事件后，消除外患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而国民党在外交上更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在中国日益增强的侵略行动。 本文只侧重于这个大转变的一个部分：即国民党由忽视美国到强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并尽力争取美国援助这样一种态度和政策取向的转变。在济南事件之前，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为内政所左右。要充分理解这段时间的中外关系，必须将其置于革命性的国内政治斗争这个大环境中进行探讨。另外，过去的研究比较忽视1928年统一前北京政府在内争和外交中的作用。本文则将北京政府的政策与作为纳入讨论，以期重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全貌。而且，过去的研究一般都将此时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视为亲日。这个认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北京政权在此时的外交是力图向美国倾斜。可以说，此时南北中国政权正是在日本威胁加剧的背景下重新认识到“中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一重新认识也为美国政府所欢迎，并受到美方的具体鼓励，在某种程度上，三四十年代逐渐明显的美国对“中美特殊关系”的政策性倾斜和承诺，于1928年时已开始成形。美国的这个政策转折正是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的直接反应。 国民党的革命外交 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基本政策重在内争，其首要目标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国民革命与历代的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区别。但是，北伐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现代背景下进行的。这个不同的最根本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对身处国内权势争斗中的国民党来说既是目标也是手段。不过国民党在此时的战略是先获取全国统一，然后再向列强挑战。 近现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与国内的权势斗争纠缠在一起，国民党的外交决策也经常都不是纯从外交利弊的技术层面考虑出发，而往往是受制于内争方面的因素。民初的中国，列强既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多寻求与列强或其中之一建立超过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以确保其在内争中的有利地位。国民党亦不例外。孙中山在1922年就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运用外交政策的是否有当，实有密切的关系。”而中国的近邻日本和苏联尤其关键。“假如这两个国家都成为我们的盟友，当然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要获得其一，我们的革命工作才能顺利进行。”[①b]此后不久，就有《孙文越飞宣言》和联俄的行动。 在北伐时期，国民党除了将英帝国主义当作第一个打击目标外，并无一个完整清楚地界定出来的外交战略。许多重大外交动作，并非事先计划，而是在内部争斗影响之下的权宜之计。故这段时间通常所谓的“革命外交”，常因国民党内极其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令人困惑。不过，对20年代的国民党领导人来说，不平等条约是作出外交决策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蒋介石基本继承了孙的方针，但在寻求外援外面选择性更明确。在日本威胁变得严峻之前，蒋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未向任何一个条约国家寻求援助。1925—1926年间，蒋以联俄为其外交“全局中心之著眼处”[②b]。与苏俄决裂后，蒋则向当时唯一一个与中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大国德国寻求援助[①c]。 国民党人十分清楚列强在华势力的含义，也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手。蒋介石在1926年8月已明确指出：国民革命在国外“最大的敌人是日本”，故此要“努力对于日本作劲敌看待”。只有打倒日本，“中国才能独立。仅仅打倒英国，仍不能算是革命成功。必须将英日两国在华的势力，完全消灭，才可算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②c]。但是，由于广州武汉政府期间国民党基本遵循了鲍罗廷分化帝国主义以打击英国的策略，这种见解被表面的对日绥靖政策所掩盖[③c]。 到1927年底，宁汉分裂又合流之后，国民党已沉重打击了英国在长江沿岸的利益，同时也因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与苏联彻底决裂，在其统一全国的进程中，将不得不面对日本。故此时日本已取代苏联成为蒋的外交考虑之中心。在留日的黄郛指导下，蒋的代表往来于中日之间，力图与田中内阁达成某种协议。不过，蒋从未指望日本方面的切实援助，只是希望日本能在中国的权力争斗中持中立的政策[④c]。 至于美国，不论是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国民党人是取一种不甚注意的态度。在蒋介石和鲍罗廷的心目中，美国的重要性大约只居第二等的位置[⑤c]。正如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ohn V.A.MacMurray）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在其对外关系中关注的是日本和英国[⑥c]。当然，在1927年秋冬，国民党代表在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有过频繁的接触，也就是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李锦纶使美一事。但此事是在宁汉合流初期，蒋介石下野后，胡汉民派的伍朝枢控制外交部时进行的。伍氏之掌权既在此短暂的非常时期，其所作所为只能代表国民党外交的一股支流，而且伍氏争取美国友谊这一行动的一个目的即是加强其本人和胡汉民派在那时为桂系军人控制的南京政府中的地位。随着蒋介石在1928年初的正式复出，伍氏即与胡汉民派一起失势而出走欧洲[①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