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重，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现实的课题又一次尖锐地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使中西文化之争的烽火再起，并把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本位之争难解难分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贤达群起讨论，一时间盛况空前，颇呈百家争鸣的气象，拉开了中西文化讨论的帷幕，论战中形成了本位论者和西化论者两大阵营。 《宣言》中，十教授描述了中国文化领域里一幅险象环生、悲惨凄凉的画面，认为中国的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自身的特征。所以，他们强调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真正应该从事的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本位文化建设的方针，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①] 《宣言》发表后，一些人对于“中国本位”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是因为《宣言》从中国社会的状况出发，提出按照中国社会的实际，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保持中华的独立，无疑迎合了人们的民族自救情绪和心理，人们对它寄有一种重振中国文化的希望。同时，它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及二者的折衷调和，在理论上是一种进步，在文化选择方法上是一次尝试。然而，理论上的漏洞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十教授关于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只是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又缺乏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容易造成文化选择上的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复古派完全可以说固有的文化就是需要，应以中国文化为“本”。另一方面，《宣言》主张要使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国为体”的思想。实际上就为中国文化的选择留下了一道理论屏障，也为复古派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派西化论者的诘难就从批判“中国本位”开始。 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认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不可信的。他觉得“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实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根据中国本位”，就是“中学为体”，“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就是“西学为用”。在胡适的眼光里，“中国本位”论又岂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替换词，简直是为复古派鸣锣开道，这在胡适的文章里是一目了然的。辛亥以来，历经大的社会震荡，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正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②]胡适不惜笔墨，在文章中指出了“本位论”是“中体西用”的翻版，揭示了“本位论”与全盘复古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难怪他“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 胡适对“中国本位”毫不留情的指责，还由于他看到了本位论在实践中的不可行。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努力改变中国文化状况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其原因就是先人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胡适认为：十教授视历史事实而不顾，口口声声离不开那个“中国本位”，尽管他们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只不过是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这种文化建设的结果必然是重蹈前人之覆辙。 胡适等西化论者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中国本位”的责难有合理的一面，它提醒人们，“本位论”不是挽救中国文化命运的新主张，其理论上的缺陷，只能为复古派张目，为“中体西用”乔妆打扮，充其量只能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起调和的作用，所以西化论者也把“本位论”作为折衷论。同时，缺乏实践性的“本位论”，是束之高阁的理论，空洞的口号，抽象的原则不是改变中国文化状况的有效途径，从而促使人们对中国的文化出路不断探求，不断追问。 文化选择方向大相径庭 论战双方在“本位论”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各自在文化选择方向上的差异。 本位论者认为，文化的选择不能离了此时此地的需要，否则一味的西化，是忘记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将会导致奴性的文化。西化论者断定本位论是对“中体西用”的改头换面，利于复古派粉墨登场。双方分歧鲜明，选择方向截然相反，前者强调以中国为本位，后者坚持西化。 从论战双方对立的文化选择中，我们看到了在有关文化的诸多问题上，双方的看法都是大相径庭的。他们都从自己眼中的现实出发，依据其文化理论，展开了唇枪舌剑。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个基本的文化理论问题，也是文化选择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双方各执一端，形成了这场文化论战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位论者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西化论者注重文化的时代性与普遍性。本位论者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左右，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能保持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文化的本质就是有独特性。以此理论为依据，本位论者要求在文化选择中，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观察一下，西方的文化是不是适合中国的环境，“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③]环境不同，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同，中国的文化建设，就应以中国为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