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北洋军阀、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基础上走到了一起，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是，由于两党性质不同，建党宗旨和阶级基础不同，在共同建立的统一战线内部必然存在矛盾。这种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在两党军事合作中也有表现，但由于当时两党合作共同反帝反封建是主流，而军事上以国民党为主体组建国民革命军，共产党只处于辅助地位的格局也已确定，因此，两党在军事问题上的矛盾是合作中的矛盾。因此，其特点不是军事对抗，而只是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磨擦。 （一）国共合作之初即已存在的心理戒备 早在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就对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存有戒心。1923年10月孙中山向上海国民党本部发出改组电令后，上海国民党本部大多数人不赞成国共合作。张继主张：“本部自应仍设上海”，反对南迁广州搞改组。谢持认为，“党中不可有党”。彭素民认为共产党“未必可以完全服从于我”[①]。当年11月国民党元老邓泽如等人上书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参加议定的国民党党章草案中定总理为选举的条款表示担心，甚至说“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②]。虽然孙中山顶住了各方压力，坚持国共合作，但一则因为他本人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二则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均为孙中山过去信用之人，他们的意见不能不对孙中山产生影响。所以他在邓泽如等人的信上批道：陈独秀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③] 由此可见，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之初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心存戒备的。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在国共军事合作问题上对共产党必然也存有戒心。当时，孙中山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特别是在军事与民众的力量上十分微弱，因此他不得不依靠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协助建军，也不能不在创办黄埔军校时任用一部分共产党员，但是关键的部门，特别是掌握军事实权的岗位，他决不用共产党员。创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任蒋介石为校长兼粤军参谋长、长洲要塞司令，任廖仲恺为校党代表，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邵元冲为副主任代理主任之职（后因蒋介石与邵元冲不合，经廖仲恺、蒋介石、加伦将军会商，才决定由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任命吴铁城为广东省警卫军司令。另外，“令许崇智统率粤籍各军”[④]。以上这些举措，足以说明孙中山在国民革命军内所依仗的，主要是国民党人。 孙中山手下从事军事工作的国民党主要人员是蒋介石。当时，孙中山把军事方面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身上。但蒋介石对苏俄及共产党的戒心特别重。1924年3月14日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⑤]黄埔军校的要害岗位，蒋介石均选派国民党员担任。例如他任林振雄为军校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为军校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任邓演达为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任梁广谦、钱大钧、胡树森、陈继承、顾祝同、文素松、沈应时、陆福廷、严重、王俊、刘峙为教官。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管军事的要员而对共产党存有极大戒心，实际上反映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国民党领导人员当时的一种心态：既需要共产党帮助，又对之不放心。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戒心，自然引起了部分共产党员的注意。有不少共产党人虽然积极赞成并身体力行于国共合作，但是他们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当时共产党员陈潭秋就在《国民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可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代表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大商人、地主、军人、政客及洋行买办等。其经济地位虽不免有被剥削，但同时他们是居于剥削者的地位，其阶级最富于反革命性。”[⑥]周恩来也认识到：“革命在广东的发展，锋芒必然朝向英帝国主义，也就必然会侵犯依赖英帝国主义为生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⑦]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广东买办资产阶级，包括一部分国民党上层人物。他指出：国共合作中，“谁左右了谁，谁改变了谁，这要看实际情形始能决定。假使今日之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加入国民党后，抛弃共产主义不信，或忽视了无产阶级的最后敌人——有产阶级——不管”[⑧]，那就是被三民主义所左右了。 但遗憾的是，这些共产党员的清醒而中肯的意见，未能引起指挥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国际驻中国代表和一心一意贯彻国际指示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警觉，他们仍然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参与国民革命军，只是协助国民党搞军事，甚至一度在《向导》上载文主张共产党放弃军事工作，到民间去做号召、发动工农的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在军事合作问题上的特殊局面：国民党需要共产党帮助搞军事，但对共产党始终存有戒心；共产党内只有一部分不执掌领导权的共产党员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右翼势力的危险性，而党的领导人却一味强调共产党在军事问题上只居辅助地位，甚至主张放弃军事工作。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仅“形成了帮助蒋介石的工作，没有作积极发展与独立活动的打算，甚至只着重军事政治工作，不重视军事工作，这样就纵容了右派，给孙文主义学会发展的机会”[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