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总任务。建国以来，人民解放军在“三化”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其间也几经曲折，它所蕴含的经验教训，其意义超越了军队建设的范围。 一 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思想的提出和确立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却要追溯到民主革命时期。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整编组织、明确部队番号等正规化措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军队的现代化问题，而且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也很重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现代化、正规化问题就更加鲜明地提到了军队建设的议事日程。为了适应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需要，中央军委1951年在给军事学院的题词中，就把“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鲜明地提了出来。在此期间，中央军委的一些负责同志对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1952年7月，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同年底，毛泽东又发出了“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指示。由于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军队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些思想还不可能作为全局性的方针确定下来并付诸实行。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确定今后军队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提出：“正规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绝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朱德在会议的闭幕词中号召：“努力进行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建设成为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从此，在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第一次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总任务明确地提到了全军的面前。这是中央军委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战略决策上的一个伟大飞跃。诚如彭德怀所说：“这次会议是我军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从此使我军进入一个全面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这次会议以后，全军上下围绕着“三化”建设的总任务，进行了一系列紧张工作。1954年4月，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与此同时，全军贯彻毛泽东关于“开展正规训练，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的现代作战能力”的指示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命令，积极开展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1957年1月，中央军委还提出了新的训练方针，强调要“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以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年，人民解放军参加了中国、苏联、朝鲜三国军队共同组成的方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学习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和方法。在此期间，军队又开始实行三大制度（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义务兵役制）和三大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全军按照“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在政治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军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 正当人民解放军满怀豪情，沿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道路阔步前进的时候，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对建国以来军队的建设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总结。会议作出的决议认为，主管训练工作的一些部门和院校，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并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在某些范围内的复活”，“坚持错误路线的同志，他们大多数原来就具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思想，在长期斗争中没有得到克服，近几年来，他们在向苏军学习的掩护下，又到处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就把问题上升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会后，全军自上而下地开展了反“教条主义”和反“单纯军事观点”的教育和斗争。 这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应该说，50年代初，我军在学苏军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照搬照套的现象。但这只是局部的一时的偏差，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之后，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并进一步明确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联系中国实际，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指导思想。因此，这次反倾向斗争，对贯彻“三化”建设的总任务产生了消极影响。不久，林彪在庐山会议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提出和推行一套“左”的东西，使军队“三化”建设总任务的实现受到了严重干扰。其表现形态是： 1.在政治理论学习上提出了走捷径、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主张。1958年以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全军开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林彪在1960年2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提出了“背警句”的主张，说什么“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太多了也不需要”。这种简单地“背警句”的方法，和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要注重学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1961年1月，他又提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学习方针。这种政治理论学习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学习方法，在部队中逐步推广，后来甚至被作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表现到处宣传，从而使“左”的一套东西泛滥成灾。 2.提出“四个第一”的主张，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林彪的“四个第一”，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这里的人，是有高度的觉悟和掌握一定技术的人，是人和武器的结合。这种人和武器的结合程度，是战斗力强弱的基本标志。而要实现这种结合，正是要按“三化”建设的总任务去建设军队。但是，林彪这里的“人”，则只是“勇敢”、“牺牲精神”等精神因素，即所谓“精神原子弹”。这就把人的因素简单化了。而且，按照林彪的逻辑，军队的各项工作中是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是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又是活的思想第一。这样，“四个第一”实际上变成了抓活思想。林彪声称：“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这样，军队建设的方向被严重歪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