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卷篇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做出的深刻论断，反映了总设计师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战略洞察力。深入领会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认清“防左”在新时期反对错误倾向中的重要性，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的教训：“我们吃亏都在‘左’”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此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过严重失误，遭到过严重的挫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从1957年至1978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发生“左”的错误，更是发人深省。这期间“左”的主要表现： 一是早在1955年10月，我国经济建设就出现了层层提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年冬季，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一举措反映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良好愿望，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毛泽东以为，用远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对经济建设指标要求过高的急躁冒进思想。毛泽东非但没有批评这种“左”的冒进思想，却一再提出“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只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1956年初就提出了反对经济建设的冒进，才使这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二是1957年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此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实践上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阶级斗争逐步升级，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严重地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在我国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依然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是错误的，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建设，反而干扰了经济建设，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正常地充分发挥出来。 三是1958年对反冒进的不适当批评，进一步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随后杭州会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的“右倾保守”。继之，1958年的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稍后，毛泽东又在几次会议上多次批评反冒进思想，并强调指出：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这次对反冒进的激烈批评，历时半年之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在政治上破坏了党内的民主传统，助长了“一言堂”作风，而且使“左”的思想迅速发展和蔓延，直接促成了1958年的“大跃进”改变了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四是在批评反冒进基础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的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的局面，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许多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会议要求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会议还提出用7年时间赶上英国、用15年时间赶上美国的口号。八届二次会议后，全国各行各业纷纷提出了“大跃进”指标。由于这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浮夸风的盛行。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又在全国掀起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五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庐山会议的本意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由于批判彭德怀写的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一封信，由此发生了从纠正“左”到“反右倾”的会议转向。这次“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其一使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向党内、向党的中央领导层发展，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从而埋下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党内的种子，使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二，在经济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我国“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