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胡约法之争是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的一次派系之争，斗争的双方是国民党内的政治暴发户蒋介石和元老派首领胡汉民。这场斗争本来只是关于“训政约法”问题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但最终却发展成为一场“闻者无不惊诧”的重大政潮。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台湾的一些有关论著对于蒋胡约法之争总是讳莫如深，而大陆的一些论著则往往把这场斗争简单地描述成“狗咬狗”的斗争。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约法之争的经过、实质和影响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蒋、胡关于约法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二是“国民会议”能否制定约法。由于“训政时期”实行“约法之治”与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都是孙中山讲过的话，所以，约法之争的焦点也就集中在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问题上。这场斗争始于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闭会前后，终于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武力扣押，历时达两年半之久，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929年3月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以前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由于矛盾尚未激化，蒋胡双方基本上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分歧主要集中在训政时期是否需要约法的问题上。 蒋介石首次提出制定约法是在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当时，蒋介石刚刚率其北伐军打败奉系军阀，国民党内已经有人向五中全会提出了开始“训政”与制定约法的问题。蒋介石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便操纵五中全会于8月11日作出决议：“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①a]然而，时过半个月，从国外“考察”归来的胡汉民却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总理对约法并不赞同”，制定约法有背于“总理遗教”。于是，一场以“总理遗教”对“总理遗教”的约法之争便由此拉开了序幕。 蒋介石认为，孙中山在“革命方略”中便已规定颁布约法；孙中山划分建国三时期，称训政时期为“约法之治”，称宪政时期为“宪法之治”，这就明明指出了在宪法之前应有约法。而胡汉民则认为，孙中山在早年确曾说过要制定约法，但自从《临时约法》失败之后，他便改变了主张，在《建国大纲》宣言中说，“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②a]，这是他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因而在《建国大纲》中便对训政时期约法不著一字，显然是不主张训政时期有约法。 由于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元老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在宣传和解释“总理遗教”方面所享有的权威地位，他的主张很快占了上风。1929年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在决议中肯定了孙中山不赞同约法的观点，并根据胡汉民的提议，将孙中山的“主要遗教”确定为训政时期“最高根本法”。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对约法问题缄口不言。约法之争至此暂告平息。 然而，蒋介石并不甘心就此认输，事过一年半又利用反对派的旗号于1930年10月发表“江电”，重提约法之议。以此为起点，蒋胡约法之争进入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不同，这个阶段双方的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公开的论战，论争的内容也转到了国民会议能否制定约法的问题上。 蒋介石重提约法问题主要是利用了“北平扩大会议派”的活动。“北平扩大会议派”于1930年8月发表宣言，公然以召集国民会议和制定约法相标榜，攻击蒋胡合作的南京政府“不能遵从总理之遗教，训政虽称开始，约法迄未颁布，遂致训政其名，个人独裁其实”[①b]。不仅如此，他们还于同年10月间在太原自行起草、公布了一个所谓训政约法，人称“太原约法”。“北平扩大会议派”的这些活动无疑使蒋介石重提约法问题有了根据。于是，蒋介石在其镇压“扩大会议派”的中原大战取得胜利之后，立即于10月3日从前线向南京发出一电，要求“提前召开三届四中全会，确定召开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及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②b]。此即著名的“江电”。该电一出，胡汉民便以《国家统一与国民会议之召集》为题，在立法院发表演讲说：孙中山1924年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目的是“将对内对外方针征求全国国民公意”，并没有制定约法的打算；且“三全大会”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主要遗教定为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外再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齐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约法出来吗？”[③b]胡汉民的这篇演讲发表后，一度平息的约法之争立即再次引发。 11月12日至18日，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蒋、胡两派在会上就国民会议与约法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论争。结果，双方均做了一点让步：胡汉民同意于1931年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则同意暂不把制定约法之事写进决议。但在会后，蒋介石却又指使吴稚晖等发表谈话，坚持以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对此，胡汉民反驳说：按照孙中山的有关论述，国民会议根本无权制定约法；孙中山也从未说过国民会议可以制定约法，“我追随总理数十年，…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④b]。况且，汪精卫等曾以“扩大会议”制定约法来反对中央，因此，不应该向汪学步，也来搞约法！ 胡汉民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非常恼火，而胡汉民又总是打出“总理遗教”的金字招牌，更使蒋介石感到难于招架。显然，不排除胡汉民的阻挠，蒋介石以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计划就无法实现。急怒交加的蒋介石乃于1931年2月28日在他的司令部摆下“鸿门宴”，当场将胡汉民扣押，并随即送往南京市郊的汤山软禁。在胡汉民“哑口无言”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通过5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实现了制定约法的目的。约法之争遂以胡汉民的不败而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