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公布的中国托派（当时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关于陈独秀的几个档案文件，原载于当时托派出版的内部油印小册子和机关报。1980年（托洛茨基死后40年）开放的美国胡佛大学保存的托洛茨基档案中亦有收藏。它反映了陈独秀晚年（1937——1942年）与托派中央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论战情况，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公布以飨读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唐宝林选编整理。 一、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 我们对于D.S.同志的意见，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D.S.公开宣称他“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2）“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日抗战显然不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只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过分进攻和民众长年所积累的不满等等压迫之下，为了保持自身的权位，迫不得已起而“应战”的，这种“应战”在客观上虽有它的革命意义，但就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性及过去和现在所施行之一贯的压抑民众的反动政策看来，如果没有民众的强大力量起来干涉和推动，它的“应战”是不能贯彻到底的，将不可免地要走到中途妥协屈服投降，因此，我们的基本政策即在于预先警告民众不要过分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和武装自动地积极地去参加抗战，严厉监视国民党的政府的一切投降企图，并切实准备于它真正投降时以实力去推翻它，使抗战不致半途中止。但D.S.既一方面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以来的不断进攻，正是国民党政府叛卖第二次革命及其以后一切反动政策之后果），同时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3）因为我们根据理论和经验，根本不能相信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决心”，所以必须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他领导抗战，而且这是我们多年来所极力主张的根本政纲。可是D.S.在口头上虽还保留这政纲，在实际上却已完全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内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于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4）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张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是抽象的，在现代的社会里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往往是一个最进步的阶级（是现时的无产阶级），而代表最进步的阶级利益的，又必须一个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所以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对于这一点，列宁和托洛斯基同志已经无数次解释过了。 （5）D.S.在答复“新华日报”的公开信中，不但不严正地反驳史大林党之对于我们整个组织的无耻的诬蔑，揭破史党之阴谋诬陷的企图，反而公开地宣布他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即公开宣布他已脱离了“托派”，这是完全表示了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 （6）D.S.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由他自出狱后妄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政府妥协，不得不向史党表示让步，结果也就不得不在迁就环境所许可的借口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革命立场，然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及一切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堕落之根本原因。D.S.要想重新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首先必得考虑他们幻想的“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 （附言）在组织问题上，我们同史大林主义的根本差异点，即我们完全遵守列宁遗教，欲使党内常常保持活泼的革命精神，欲避免党的堕落，党的官僚主义以及党内无原则的小组织纠纷等，只有尊重党内的民主化，党内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我们发表对D.S.同志这个批判的意见，也就是根据上叙的精神而来，我们希望同志D.S都站在革命的利益上来互相讨论和批评，以便最后获得共同一致的正确结论。 原编者按：“这个提纲是一九三八年临委提出讨论，经多数赞成并由三个委员负责签名的。” （原载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时委员会（多数派）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托派油印小册子。） 二、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事变所发动的中日战争，至去年十月末广州和汉口先后失陷，已走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因此我们也得对于这一年余来抗战失败的经验及我们过去的策略，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恰在这时，我们又看到D.S.同志致托同志的一封信，其中主要是攻击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的策略是“极左派”的，因而他把这次抗战失败的一部分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的政治影响和组织之不能发展，其原因也在这里。他甚至于说：即使我们的组织发展了，也是将来中国革命的障碍。这迫得我们不得不立刻将我们过去的政治路线重新加以检讨，并根据现时抗战的情形和趋势，以确定我们今后的策略和工作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