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托派最早起源于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他们由于在当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争论中，拥护托洛茨基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推行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而遭致中国革命失败的立场，进而与苏联托派取得联系（有的还加入了苏联托派），并在1927年纪念十月革命节十周年的活动中，参加了反斯大林游行，结果被遣送回国。1928年12月，他们在上海开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机关报《我们的话》（仿效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办的地下刊物名称）。后来，另一些回国的托派留学生，又先后成立两个类似的小组织，因其机关报定名为《十月》与《战斗》，故分别被称为“十月社”和“战斗社”。 与此同时，中共党内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一大批大革命时期担任高中级领导职务的干部，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责为违背国际路线而应对革命失败负责，遭到批判和撤职。他们看了托派留学生带回来的托洛茨基文章后，茅塞顿开，亦转向托派。但他们要求加入托派小组织时，却被害怕丧失正统地位的托派领导人所拒绝。于是陈独秀等人自行成立托陈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陈独秀为书记，创办《无产者》机关报。 1931年5月1日——3日，在托洛茨基和临时托派国际的调解催促下，上述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托派组织并沿用托陈派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执行委员会”和党委机构“书记处”。陈独秀为“书记处书记”。 在这个过程中，托洛茨基先后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共产主义左派——列宁派的任务》等文件，为中国托派制订了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托洛茨基断定：“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剥夺资产阶级财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当前中国没有革命形势，只能采取“国民会议”运动（即议会斗争），等待革命高潮到来时，发动城市工人武装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为此，中国托派竭力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制订的视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路线，特别反对共产党下乡，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道路。陈独秀因此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为首的托派中央成立后，一面继续批判中共的路线，一面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九一八”事件后，更从事反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因此，他们连续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1932年10月，托派中央委员全被逮捕，陈独秀也被判八年徒刑而入狱。 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是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他们把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及其失败的惨痛事例，作为论证这个观点的最有力的根据。陈独秀因忠实执行国共合作路线而饱尝失败之苦，也曾一度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1937年抗战爆发后，南京被日机轰炸，国民党政府西迁，被迫释放政治犯。陈独秀亦在8月23日出狱。这时，他目睹日帝猖獗，祖国危亡，毅然抛弃托派传统立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据此在武汉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提出他的抗战主张，而且与中共及在武汉活动的中间势力第三党、救国会及爱国军人何基沣（曾任卢沟桥抗战中的国民党第一二○旅旅长，后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战伤在汉口养病）等联络，提议合作抗日。他估计在上海已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托派中央临委不会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广泛发表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①a] 托派中央在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召开了一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他们郑重表示“参加抗战”，但反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号召群众“监视政府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国共再次合作，更是疯狂攻击中共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1925——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它今后只有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②a] 陈独秀接读这个纲领后，“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他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③a] 但是，托派中央了解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和他在武汉的言行后，引起了惊慌，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D.S.（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的甚至主张与陈“决裂”。当时托派中央常委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④a]陈独秀在狱中时，来华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的联络员并一度出任中国托派中央书记兼司库的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⑤a]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1938年11月，托派中央临委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