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他在以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驰骋于20世纪中国文坛的同时，也在政治领域中留下了复杂多变的人生轨迹。具体分析胡适的政治活动，探讨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有助于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把握。 一 人权运动是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崇尚思想自由、向往人权和宪政为基调，参加者大都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在1929年至1931年人权运动期间，胡适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表明了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政治态度，其思想主张包括： 在揭露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呼吁切实保障人权，实行民主政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形式上统一全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在“训政”的名义下确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依然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统治，是少数人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人权、民主、自由仍然没有丝毫保障，正如人们所抱怨的，“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为叛逆”，[①]一幅万马齐喑的悲凉景象。胡适在人权运动期间的政治言论，是针对国民党的统治状况有感而发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气氛中，感到“时局是真沉闷”，终于“忍无可忍，便出来说话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也就成为胡适话题中首当其冲的内容。 192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一个《保障人权命令》，标榜说：“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和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③]在完善了一党专制体制，对人民的权利、自由进行了种种剥夺和限制之后唱此高调，完全是一种贼喊捉贼的欺骗伎俩，对此，胡适的揭露一针见血。他在1929年4月出版的《新月》杂志第2卷2期中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指出“个人或团体固然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可见，“命令”对人权的保障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④]除反击《保障人权命令》的虚伪，胡适还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黑暗，对“无论什么人，只须贴上‘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⑤]的社会现状表示了极大愤慨。 鉴于专制独裁体制对民主的践踏和人权的剥夺，胡适大声疾呼保障人权，要使国民的身体、自由、财产都得到切切实实的保障。为达到上述目的，胡适还提出了保障人权须从制定宪法入手的思路，认为“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⑥]在宪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一个真正民主、民治的政府，从而使平民政治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 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人治”，提倡“法治”和“专家政治”。 依法行政，是欧美式政治制度的重要特色，也是人权运动时期胡适政治民主化的基本构想。心怀理想，眼望现实，胡适对国民党在“训政”名义下实行的“一党专制”政策给予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种愚弄老百姓的“训政”于国家、于人民都没有丝毫益处，实际上，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在对国民党的“党治”和“人治”深表遗憾的同时，胡适对资产阶级“法治”表现出热切的向往，并将法治视为争取人权的先决条件和杜绝一切“人治”不良现象的重要保证。他说：“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主席……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⑦] 胡适对蒋介石、汪精卫等新军阀政客嗤之以鼻，认为我们国家“长久被一班无知识无操守的军人领导到沉沦的无底地狱里去了”，大呼“全国无领袖”。[⑧]他把政治人才的缺乏视为中国政治紊乱的原因之一，提出要改革政治、改革行政，必须建立专家政治，指出：“民生国计是最复杂的问题，利弊不是一人一时看得出的，故政治是无止境的学问”，“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⑨]中国政治才有出路，表达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欲参与国家管理的要求。 谴责国民党在思想上的专制政策，主张思想言论的绝对自由。 思想开放，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权运动期间，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分歧明显，矛盾尖锐。他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公开指出，由于国民党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所以“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斥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同时，他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五条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其中包括“废止一切箝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⑩] 批评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奉行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