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一代伟人。他在我党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党中央负过总责。他虽然也有过错误，但在党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活动中发挥过独特的历史作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他勤奋的一生中写了2000多万字的论著，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对中国革命的昨天和今天都产生过或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本文试图选择一个新的视角，对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略作论述。这对于全党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张闻天思想上的四次转折及无可争辩地跻身于杰出理论家的地位 掌握革命理论，对于革命政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②]中国经济漫长的封建社会跋涉到近代社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遭败绩、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自为阶级的新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我们这个处在世界东方大国的革命实践中，中国人民才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又逐步演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经历这样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变革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从实践上指导了中国革命，而且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就是我们党内造诣很深、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张闻天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每逢我党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正确地回答那个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他为党起草的有关重要文件和撰写的理论文章都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他的许多重要的见解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日见产生久远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张闻天的理论是随着他一生四次思想上转变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是随着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而应运而生、不同凡响的。他的思想转变与党的历史发展的转折几乎是同步而行的。他的理论影响和推进了党的历史发展，而党的历史发展又孕育了他的理论的不断成熟和臻于完善。 第一次思想大转变以张闻天1925年入党为起点，从早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张闻天虽然入党稍晚，不属于创建党的一代人物，然而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思想基础却是相当坚实的。张闻天1919年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求学时，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即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当时，他只有19岁，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不断地探索革命真理。他细心考察，勤于思考，娴熟英语，能够直接接触一些外文书报，从而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发表了一篇探讨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社会问题》[③]，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法律、道德等方面剖析了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目标、发起革命的主要力量和未来发展的前途，文尾还专门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这篇论文几乎与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面世[④]，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的文献之一。 1922年1月他又发表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论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长篇论文《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⑤]，是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汉俊讨论中国革命道路问题而写的。在这篇论文中，张闻天基本上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学说来解释社会矛盾。认为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组织与社会动力[⑥]不相适应，中国底乱源亦不例外，“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他进而分析这种社会矛盾必然地导致革命。因为“社会组织决不能常常适应社会底动力，而到了社会动力发达到某一程度时，社会组织不能不宣告破裂。”“这种社会制度的破裂，社会动力与社会组织互相冲突而至于爆发，我们称之为革命。”他明确指出，解决中国乱源的根本办法，不是实行资本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他反对“照抄西洋镜”，走“西洋人走过的道路”。他提出向资本主义走只能把中国引向“灭亡”。同时，他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得死板而且不通”，认为“社会主义都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的余地”。他认定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所以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不一定非要先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 张闻天在这一时期还到日本、美国留学，广泛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外来主义，经过反复考察和探索，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当时张闻天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在他这一时期发表的许多论文中所阐述的政治见解，却表现出与党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的结论，这除了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时代的必然之外，也说明张闻天1925年加入共产党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闻天入党不久，就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这一去就是五年，1931年2月回国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当时，国内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社会上和共产党内思想极度混乱，严重的挫折和敌人的白色恐怖，使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考验。托陈取消派大肆宣传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性质。公然挑起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竭力反对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面对这场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奋起应战。张闻天认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的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让托陈取消派的理论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就失去了依据，张闻天积极领导了这场论战并化名刘梦云撰写了洋洋四万多字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⑦]，运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理论，结合对中国实际经济状况的分析，从帝国主义如何统治中国经济这个中心问题出发，对城市经济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剖析，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论敌的种种谬论。张闻天在揭露了帝国主义如何垄断中国经济命脉实行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剥削的基本状况后指出：帝国主义“无疑的，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且大大的扩张了商品经济的领域。但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在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变成它的原料出产地，它的商品市场，与它的投资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帮助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而且阻止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它不但不消灭乡村中间的封建式的剥削，而且加紧了这种剥削。”[⑧]张闻天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经济的两方面作用，既造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又阻碍了其独立发展的这一概括，不但批判了托派分子任曙以前者否认后者的机械论的错误，而且集中地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形成的本质原因。张闻天这篇经济论文，不仅在当时是一篇有很强说服力的文章，而且对于今天帮助人们了解旧中国的社会经济，以及回答历史上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独立发展，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尽管论文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乃至有个别错误的地方，但张闻天不愧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其基本观点和后来毛泽东所著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有关论述，是完全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