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1-0071-08 关于美的本质，除了美感论和形式论的传统之外，西方美学史从柏拉图、普罗丁到黑格尔甚至叔本华一直是形而上学美学传统，即以最高的概念“理念”、“神”或“意志”来作为美的终极依据。以现象学、存在论和解释学美学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反形而上学，即反主客二分、反本质和现象二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现代美学在力图终结思辨形而上学的同时，却沿袭了审美形而上学的道路，依然是对柏拉图理念论美学的呼应。本文以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理论为切入点，探讨审美形而上学的内涵及现象学美学对于当代美学研究的启示。 一、何谓审美形而上学 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一词尽管众说纷纭，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本体论，它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研究，即先于或高于物理对象的事物，或作为终极原因的科学。康德区分了思辨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形而上学，认为它以对存在者的探讨遗忘了存在，但海德格尔并非要终结形而上学，而是以存在论继承和改造了形而上学。 西方美学史上，审美形而上学称谓不尽相同，却也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即认为美的事物背后有个终极的本体。叔本华和伽达默尔用的是“美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beauty)，即理念是美的事物的原因；尼采则更多使用“艺术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art)，即艺术能传达真理，艺术能给人最终的慰藉。“美的形而上学”和“艺术形而上学”含义有内在的一致，即从可见的美的事物(人、自然、艺术作品)抵达不可见的美的本体。西方美学中，这两个词没有原则的区别，往往侧重艺术的形而上意味。东方美学则有所不同。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在论述庄子美学时，称之为“美的形而上学”，并区分艺术与美，艺术是可见的、具体的，美则是不可见的、理念的。他说：“艺术哲学是对艺术的反省，它是通向作为美的形而上学(calonologia)的美学的入口……美对于艺术来说，只不过是隔得远远的自为自在的idea(理念)，它在艺术里是决不可能整个地显现的。”[1]可以说，在东方美学中，自然是美的形而上学最重要的方面，艺术则是第二位的，是对自然的模仿，这点与西方近代美学偏重艺术贬低自然不同，却与柏拉图美学有内在的一致。除了这两个概念外，西方学术界还有“形而上的美学(metaphysical aesthetics)”、“审美形而上学”(the aesthetics of metaphysics)、“作为形而上学的美学(metaphysics as aesthetics)”等含义相近的表述。在此，笔者采取“审美形而上学”的中文译法，以突出现代美学中美“相关于审美主体”这一含义。 在西方美学史上，从柏拉图到普罗丁、黑格尔、浪漫主义到唯意志论美学直至现代美学之间，有一条审美形而上学的线索。柏拉图是美的形而上学之父，其“美本身”、“美的理念”是美的现象背后独立自足的实体，是美的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真正的美在上界，而世间的美只是对美的理念的朦胧回忆。黑格尔则开启艺术形而上学的先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经典命题既是美的定义，也是艺术的定义，即美的现象背后具有理念的本质。叔本华美的形而上学借鉴了柏拉图，他说：“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其真正的难题可以以这样的发问相当简单地表示出来：在某一事物与我们的意欲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这一事物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某种愉悦之情？”[2]叔本华的思路是这样的：现实生活中，人受意志的操纵，在苦痛与厌倦之间摇摆不定，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摆脱了意欲的纠缠，使我们直观理念。“美就是清晰显现、可被直接关照，因而也就是清晰展现了事物的含义丰富的柏拉图式的理念。”[3]在审美静观中，意欲完全消失，直观到事物的理念，这时的真也是美。尼采以反形而上学面目出现，却有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情结，而且不得不承认人的形而上学天性，“一位自由思想家即使放弃了一切形而上学，艺术的最高效果仍然很容易在他心灵中拨响那根久已失调、甚至已经断裂的形而上学之弦”，以致他“内心就会感到深深的刺痛”。[4]总之，他们把美当做理念或意志的体现，没有摆脱实体本体论，没有进入存在论，因此属于传统形而上学体系。 现代存在论哲学一方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继承和改造了形而上学，建立了现代形而上学，并最终走向审美形而上学。西方现代美学反对的是思辨形而上学，却奔涌着审美形而上学的暗流。我们从海德格尔到伽达默尔的美学，及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英加登和盖格，不难发现审美形而上学建构。海德格尔的重要意义在于反对表现论美学和形式论美学，主张艺术与真理的关联，真理是存在者的无蔽状态即存在者的显现，这种显现即是美。伽达默尔自称终生都是柏拉图的学生，《真理与方法》关于“美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并非对柏拉图美学的客观研究，不仅是要阐明“柏拉图的美学理论和普遍解释学观点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且要建构自己的审美形而上学。 现象学美学的特殊性在于，从审美经验切入艺术的形而上性质。现象学哲学的意向性概念及“朝向事情本身”的本质直观方法，为现象学美学提供了打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杜夫海纳发展了存在论和现象学，探讨了自然审美经验与艺术审美经验的差异及自然美的意义。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指出过杜夫海纳的形而上学美学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可比性，即杜夫海纳的“存在”与道家“道”的相通。波兰现象学文论家英加登在《论文学作品》中提出“形而上特质”概念，他指出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四个层面(声音层、意义层、多重图式化观相、再现客体层)之外，还有特殊的气氛、光辉，它笼罩作品，使读者震撼，“文学的艺术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质的显示中，才达到了它的顶点”。[5]英伽登的理论可以分为三部分：文学作品本体论、认识论及审美价值论。“形而上性质”是属于文学本体论部分，与他后期着重研究的审美价值论有内在联系，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英加登称其为“形而上特质”而非“审美范畴”，原因在于：“形而上特质”才能说明文学作品的价值，而不仅是美学特征；“形而上特质”才能说明文学作品对欣赏者的提升作用，而不只是审美愉悦；“形而上特质”是把文学作品统一起来、从而使其成为“有机整体”的东西，是文学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最终原因。德国现象学美学家盖格将“审美价值”作为美学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他这样描述审美经验：“产生了这样一种奇迹、产生了从性质上来说与我们一般所体验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的效果、只有对宗教情感的理解和对形而上学方面学习的理解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这种精神过程。”[6]杜夫海纳在研究方法、艺术作品的一般结构和审美知觉分析、审美价值研究方面都与英伽登和盖格颇多相似，在审美经验的“形而上学”建构方面更是遥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