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笔画的四种美学境界

作 者:
白雪 

作者简介:
白雪(1983-),女,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美学、比较美学,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河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在中国画史上,工笔画产生出了四大具有特色的类型:人物画、花鸟画、木版画和年画。这四种类型又显出了四种美学境界。前二者在唐宋画坛上曾经居于主流地位,后二者在明清市场上占有了商业高位。工笔画四类在艺术上都具有自己的辉煌,其美学境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然而其在文化上的地位,前两类先高后低,后二者一直就被定也自定于低位。考察四类工笔画固有的美学价值,也兼及其在古代地位不高的原因,从而可思考其对当代绘画创作的借鉴意义。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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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2)01-0103-04

      工笔画是中国绘画中的重要画种,它指称的是一类在熟宣纸或绢上,用勾线、设色渲染(也包括白描)方法绘制的,内容较为具体写实,整体面貌细致严谨的绘画作品。工笔画当其风流于唐,丽采于五代,大盛于北宋之时,特别是以人物画和花鸟画为主,占据画坛主流,然而,在宋代的文化转型的复杂背景中,工笔画在与写意画(也包括带有写意因素的兼工带写作品)的艺术互动、美学竞争、文化较量中,最后从理论和意义的高位上跌落下来。然而,工笔画依然自有其艺术和文化的意义。工笔画在中国画史演进的艺术创新和名分兴衰中,有着非常复杂的艺术、美学、文化的意义。这里,笔者仅从工笔画在历史演变中形成的四大画类,以及在这四大画类中创造的美学境界,来看工笔画在中国文化上的独有的艺术表现和美学价值。

      一、工笔人物画:典雅之美

      人物画是迄今为止最为古老的绘画形式,相比于其他种类的绘画,它产生时间早,成熟快,优秀的作品也蔚为大观,早在魏晋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比较成熟的绘画理论,其中谢赫针对工笔画(主要是工笔人物画)提出的“六法”更是对后世绘画产生了巨大影响。人物作为绘画的核心形象至关重要,历代画论中对于人物画的要求都十分严格。一方面,人物形象不能随便选取,工笔人物画往往选取具备榜样意味的古代圣贤进行摹写。作品如孔子像,阎立本所画的《历代帝王图》等。还有在宗教中有影响力的高僧真人,这一类形象在壁画中得到充分表现,由于它们要依附于建筑物,所以画迹多数湮没不存,但是释道人物画对于工笔人物画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特别是对于线描与赋色等技法的推进更是不可忽略的。另外还有形象优美的仕女佳丽,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总结绘画中的妇人形象应该是“貌虽端严,神必清古”,古代仕女画中的女子大多低眉顺目、形容温柔,其着装宽衣长袖,其行动要么侍立,要么端坐,符合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儒家规范。唐代张萱、周昉将仕女画推向了比较艳丽的一端,宋代之后,唐寅、陈洪绶等人对传统工笔重彩仕女画进行了改造,将其推向比较淡雅的另一端。另一方面,古代画论对以人物为核心的画面细节有着极为苛刻的规定。人物的衣冠装饰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人物的不同身份地位要在服饰上有所体现,同样,人物的背景,如宫殿、车马、花木等,也不能有丝毫的差错,这些都要求人物画家具备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要在绘画之外下工夫。可以说,绘画的严谨程度是衡量绘画水平的重要指标,而细节的精确也正是工笔画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人物画来自宫廷和士人,又因其功能而产生的一整套艺术要求和技法程序,人物画尚雅的美学境界得以形成。

      顾恺之是晋代最重要的人物画家,虽然他的真迹不存,但可以从附在他名下的几个摹本看到他绘画的基本风貌。顾恺之已经有一套人物画的创作理论,它以“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为核心。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评述顾恺之的绘画特点是“紧劲连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这里不但讲出了顾画的美学境界,同时也讲了技法特征。从摹本中也可以看出其用线均匀,行笔没有粗细变化,赋色层层累积,浓淡相映。画家正是通过这一技术,把古雅之气彰显出来。顾恺之并不排斥形似,《女史箴图》等作品十分准确地依据人物的身份、个性以及具体情况表现出不同的风姿与神态,而这些风姿与神韵,又都是以士人之雅这一美学境界为旨归的。

      仕女画在唐代获得极大发展,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他们笔下的贵族妇女大多穿着华丽考究,体态丰腴,神情安逸,即使是像《捣练图》中从事劳务的宫中妇女,其动作与神态也都丝毫不带谋生的艰辛,反而更像是在从事一项娱乐、游戏或者艺术活动,充满了宫廷雅趣,呈现的是安享太平与富贵风流的盛唐宫廷的高雅境界。

      总的说来,9世纪是工笔人物画的鼎盛时期,此后文人画兴起并迅速占据画坛主流。工笔人物画的衰落是相对的,在工笔画内部,花鸟画、木版画、年画继之而起,其中木版画、年画中的人物形象对于传统工笔人物画谨严笔法的继承多过创新,而彩色木版画和年画更加努力地表现传统工笔画“重彩”的特点,它们大量使用视觉冲击力较强的色彩,多以原色作为基本色进行平涂,增强了色块的表现效果。而晚唐以后的工笔人物画,“重彩”的特点逐渐不再突出,更多的是要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期望通过画面向我们反映更多的内涵,有意识地要让绘画多些担当,画面题诗和用印的日益讲究正是这种倾向的外在表现。在与写意画的较量中,绘画观念的改变使得文人力图摆脱工笔画复杂、琐碎的创作程序,而争取从绘画过程到绘画成果都更具表演性,更加艺术化,在绘画实践中探索新的“形”“神”关系,尝试着以破除“形似”迎来真正的“神”的解放乃至“写我之意”。凡此种种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精神,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毕竟只有少数画家,并且他们也都是经历了非常艰辛的“形似”训练才得以超凡入圣的,更多的小画家只是借写意之名掩饰了基本功的不足。此外,文人通过自己掌握话语权的优势不断地对山水、花鸟等题材进行深层次的文化阐释,使得山水、花鸟一样可以比君之德,而且这样似乎比直接画人物来得更为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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