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2)02-024-027 “文质”是中国传统美学中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对文质思想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但既有成果更多的是将笔墨集中在儒家的文质观上，至于道家的文质思想，尚且只是探究儒家文质思想的一个参照点，遑论道教的文质思想。事实上，道教中人对“文质”也有着深刻而系统的理论阐释。梳理和探析方外之士的文质观，对丰富和充实文质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尚质轻文”：《南华真经》注疏群体的文质观及其整体性 文质观是中国传统美学一对基础性范畴。老庄道家明确提到“文质”这一对范畴的是《庄子》。《庄子·缮性》认为“文灭质，博溺心”[1]522外在的文饰若遮蔽了内在的质地，民众就会迷失本性，无法回归其最初的本真状态。《庄子》从“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出发，反对任何文饰，尊崇质朴归真，在文质观上明确主张“尚质轻文”。 唐代成玄英、宋代陈景元、明代陆西星及程以宁等道教学者都对《南华真经》进行过注解疏通。《庄子》在文质观上“尚质轻文”的审美主张，为成玄英等历代对《南华真经》进行阐释的道教学者所承继。从老庄道家到道教，在文质观上形成了“尚质轻文”的清晰文脉。 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成玄英对《庄子》“文灭质，博溺心”一句的解释是：“不知质是文之本，文华则隐灭于素质；博是心之末，博学则没溺于心灵。”[1]554他认为在质与文之间，质处于根本性的地位，过于文饰会掩盖质地。 以此为基础，成玄英极力贬抑雕琢，反对繁文缛节，而主张真实质朴。对《列御寇》“从事华辞，以支为旨”一句，成玄英解释为：“圣迹既彰，令从政任事，情伪辞华，析派分流为意旨也。”[2]652对外在的虚华，他是持一种反对态度的。他说：“去华，故美恬淡。”[2]407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不同的作品形式，应该有与其形式相适应的内容。他说：“夫《诗》道情志，《书》道世事，《礼》道心行，《乐》道和适，《易》明卦兆，通达阴阳，《春秋》褒贬，定其名分。”[2]641并且，他对交流表达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内容清新意蕴深远。在《说剑》一文中，他认为庄子之所以能让赵文王动心，关键是庄子表情达意时“词旨清远”。[2]641 对《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一句，成玄英的解释是“节文之礼，世俗为之；真实之性，禀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2]646成玄英认为“礼”这种表面的文饰，世俗之人才比较看重，而修道者注重的是真实质朴的本性。 宋代道教学者陈景元虽未对《庄子》“文灭质”原文进行直接阐释，但他无疑受到了成玄英的影响，认为强调知识而不讲德性，无异于尚文去质：“无德而有知，尚文去质也。”[3]1124字里行间无疑蕴含着对尚文去质的贬抑。 明代陆西星、程以宁受成玄英、陈景元等人的影响，认为外在文饰会导致人真性的迷失，从而主张“尚质轻文”。对上引《庄子》原文，陆西星进行了大段的阐释：“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则灭质，博则溺心。于是乎，始有偏行之礼乐，争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而复其初。盖至是而世与道交相丧矣。”[4]145尽管陆西星的阐释有点复杂，但与《庄子》“文灭质”原意一脉相承。 程以宁《南华真经》注疏在对《庄子》“文灭质”的阐释上，也基本上是沿用《庄子》原文：“用其知不足，又附益之以礼乐，以文灭质，以博溺心，争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无以反性而复其初。”[4]388程以宁认为如果外在文饰遮蔽了内在质朴，则无法回归到最初的本真之性。而且在文质关系上，他认为只要真正彻底实现了“质”，真正做到了“大质”，就会有大文、至文出现。他说：“静则不动矣，而能使群动。故无为而尊，朴素而无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与争美。”[4]371对《庄子·天道》“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仪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文句，程以宁也以文质互替思想进行了阐释：“今吾试按齐楚吴燕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哭殊其声而皆悲，是以圣人因时致宜为民理，故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夏质而不文，周文而不质，古之法起可行于今，今之法，可膠于古乎？”[4]379程以宁认为夏代与周代，文质相替。 应该说，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四人对文与质的理解和阐述，各家观点不完全雷同，而且论述的深浅和详略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归属于道教文化这个场域，而且后来者都从前人处吸取了思想养分。因此，在传承道家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在“道法自然”的哲学基础上，主张“尚质轻文”，从而在文质观上形成了一个整体，呈现出同质性。 二、儒家文质观的整体性及与道家文质观的扞格 毋庸置疑，对文质观论述得最早最全面的，当然非儒家莫属。儒家经由文质论人而后论史，最后将文质观引入到文学领域，儒家文质观“经历了一个由伦理哲学、历史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最后才进入文学领域。”[5] 以文质来论历史进程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表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儒家这一思想为汉代董仲舒所承继，他认为社会生活的更替说到底就是文质递变的过程，一个时期若过于尚文，必有另一时期以质补救。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云：“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主人。”[6]儒家不但用“文质”论历史更替，而且也用“文质”来论人品修养。最早用文质来论人修养的，是孔子。《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儒家从成人伦、美风俗的社会理想出发，主张通过礼乐诗教等方式，使人文质相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