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有益的。因为无论是主张全盘西化，还是主张复兴儒学的人，以及那些对现在的文化建设有着种种意见的人们，都经常回头讲五四新文化问题，要从新文化运动讲起。现在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依附于传统中的道德尊严及其社会规范性被摧毁，激发出全盘西化的空想”；指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造成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断层，导致现在中国价值失范，由此产生了各种思想混乱。还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过激主义，造成了文化传统的断层；等等。对此，只想着重谈两点看法：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情绪主义的产物？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归之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情绪主义”的产物，显然是不妥当的，把问题简单化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然是有感情的，在他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是非判定、好恶选择中，本身就有着感情问题。但不能把这种感情因素归结为“情绪主义”，更不能因此就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情绪主义”的产物。他们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对新文化的提倡，都是在经过对社会现实的严肃思考后所做出的抉择，这种抉择是感情的，更是理智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也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新文化运动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当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搞帝制复辟。而与政治倒退相伴随的则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1912年，袁世凯下令尊崇伦常，要“全国人民恪守礼法”。1913年，他又颁发“尊崇孔圣”的通令。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他诬蔑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儿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随即他亲率百官到孔庙祭孔。其后又下令正式恢复前清的祭天制度，并亲自到天坛祭天。祀孔祭天的活动是复辟帝制的先行，正如鲁迅所说，“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在这种情况下，各地也相继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尊孔复古组织，如孔教会、孔道会、孔社、宗圣会、经学会、读经会等等。这些组织与北洋军阀相唱和，攻击辛亥革命，谩骂民主共和，鼓吹非孔教、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此后历史的发展更是清楚地表明，所谓文庙祀孔，天坛祭天不过是恢复帝制的前奏；“武圣”张勋与“文圣”康有为联手导演了一出复辟的闹剧。既然反动的政治总有腐朽的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痛击这股尊孔复古的逆流。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高扬起科学、民主的大旗，对封建的文化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同样道理，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所以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也决非源于几个文人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们无需复述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所历尽的坎坷，以及他们是怎样由寄希望于“公理战胜强权”，到最终得出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就是“强权即公理”这一结论。这里，只想指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五四运动后，虽然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它又是流派繁多、鱼龙混杂。各种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都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先进的中国人只是凭着个人感情的好恶、在某种情绪的支配下而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不是。其实只要我们回顾一下李大钊、陈独秀等就“问题与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所进行的理论阐发和激烈论战，研究一下毛泽东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对各种主义的比较与实践，再看看蔡和森、周恩来等追求真理的先进青年对法兰西文明的切身感受，以及瞿秋白对红色苏俄的访问给年轻的心灵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里贯穿其中的始终是先行者对社会现实深沉的理性思考，而不是非理性的冲动。新文化运动正是这种思考后的抉择，是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其次，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它体现着时代的特点。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封建阶级无可挽回地没落，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新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更是公开提出了本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文化要求。甲午战争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发展，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开始抨击君主专制，纲常名教，批判汉学、宋学，主张民权、自由、平等。这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进一步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出如果不“扫荡三纲，荡涤五伦”，中国就不能“提自由之空气，振独立之精神，拔奴隶之恶根，救民众之悲运”（《伦理学平等危言》，《经世文潮》第2期）。革命派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孔孟，提出“三纲革命”、“圣人革命”。有的认为，“孔子之学，仅列周季学派之一耳”，不能说他是“至圣先师”（《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45册）。把孔子的学说仅看成是一个学派，这就否定了“圣人”和“圣学”的绝对地位。有的则明确反对尊孔，指出：“因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尊敬他，称他为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总而言之，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我但望吾同胞做现在革命的圣贤，不要做那忠君法古的圣贤”（《法古》，《童子世界》第31号）。尽管维新派也曾批判封建的伦理纲常，但他们是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而且还向光绪帝上书，要求把孔教定为国教。维新派是在孔子旗号的掩护下来批评儒学传统中的某些东西，革命党人则反对尊孔，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大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纲常名教、反对孔教，认为孔子之道不合于现代社会生活等，这和革命党人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传的。当然，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潮，它是对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情绪主义”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