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中国艺术意境论的现代阐释。他对中国艺术意境的规定，大致可归纳为两点：其一，意境是艺术家主观情思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结果，是“化景物为情思”；其二，意境的结构特点是虚实相生、生动活泼的灵境，是中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的象征。 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1944)一文中，宗白华说：“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评价，也更显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这表明宗白华是在“民族文化的自省工作”的高度研究意境，并以之作为“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的工作。 然而，宗白华的学术生涯，并非始于中学，而是西学。他首先是作为一位五四青年接受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浪漫主义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最突出的思想意识。他当时所持有的“少年中国”的思想，是以创造意志和进化论为精神前提的，是革命维新的，是现代西方的，总体上是一种激进的浪漫主义。 1920-1925年，宗白华在德国留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其中，斯宾格勒和费舍尔这两位德国学者的著作对他影响深刻。斯宾格勒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为宗白华提供了两个重要观念：一是多元文化观，即不同的文化以其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艺术表现形式存在：二是在多种文化表现中，空间形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载体(象征)，空间形式的差异最深刻地体现了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世界观的差异。费舍尔的著作《中国汉代绘画艺术》，则首次通过汉画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真正主题不是具体物象的描绘，而是捕捉和呈现具有宇宙意义的万物的永恒律动。 斯宾格勒和费舍尔的影响，不仅帮助宗白华树立了从西方现代文化向中国古代文化“反流”的文化观念，而且为他探讨和阐释中国古代艺术的美学精神和审美特征提供了重要启迪。《西方的没落》是宗白华赴德后最初关注到的两部西文新作之一(另一部是《哲学家的旅行日记》)。这两部著作“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这改变了向西求新的青年宗白华的文化观念，他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他主张“中国以后文化的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这与其出国前在“少年中国同学会”时期的思想大不相同。 斯宾格勒关于文化的空间象征理论给予宗白华深刻的文化哲学启示。宗白华回国后，在1926-1928年间的讲演稿《艺术学》中复述了斯氏的观点，认为《西方的没落》“系一文化哲学书，大意谓欧洲空间的情绪，大与希腊不同，欧洲人的空间，系无尽头的，宏大的，渺茫的，而希腊则安逸的，美满的，静默的，其态度大不相同。文艺复兴时之建筑，多立体而安适，欧洲近世建筑，多耸立而孤峙，亦可窥其一斑也”。他在大概写于1928-1930年间的手稿《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中，以“(西方)从物质结构、数学天文出发，非从生命出发，故其秩序偏于理数。中国从生命出发，故其秩序升入中和之境”立论，显然深受斯氏文化哲学的影响。 宗白华文化哲学中“永动”即“世界的生命本体观”则来自费舍尔。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一文中，宗白华在标题下专门注释说：“德国学者菲歇尔博士Dr.Otto Fisher《中国汉代绘画艺术》一书，极有价值。拙文颇得暗示与兴感，特在此介绍于国人。”费舍尔此书通过对数十幅汉代绘画作细节的分析和阐释，揭示出汉画的真正主题是作为具体物象之内在本质和真实生命的无限的运动和节奏。宗白华在《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1949)中，认为在中国绘画中，“画家在画面所欲表现的不只是一个建筑意味的空间‘宇’，而需同时具有音乐意味的时间节奏‘宙’。一个充满音乐情趣的宇宙(时空合一体)是中国画家、诗人的艺术境界”。强调“动”的绘画主题，以“时空合一体”为中国艺术的本体，这显然受到费舍尔的影响。但宗白华又指出，中国艺术(诗画)的“动”，具有独特的特征，根源于《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观。“我们画面的空间感也凭借一虚一实、一明一暗的流动节奏表达出来。虚(空间)同实(实物)联成一片波流，如决流之推波。明同暗也联成一片波动，如行云之推月”。至此，宗白华的意境理论得以确立。 长期以来，学界没有注意到应从斯宾格勒和费舍尔的影响探讨宗白华美学思想发端。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的没落》长期只有下卷(即与美学无关的历史哲学部分)有中译本，近年才有完整译本，而《中国汉代绘画艺术》至今既无汉译本，也无英译本，因此，论述宗白华美学时，间或有些篇章语焉不详地涉及斯宾格勒，对费舍尔则干脆不置一词。而其间接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成熟期的宗白华美学的语言表述方式，给学者一个深刻的错觉，似乎他的美学历程直接发端于中国古典美学，不是先进入西方而后“反流”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