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近的美学研究中，世称“美学之父”的鲍姆加通①似乎成了焦点人物，他所提出的“美学”(aesthetica)似乎成了焦点话题，对于鲍姆加通创建的“美学”概念究属何指、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何在、意义和功效如何等问题的重新考量、重作估价似乎成了美学研究的一种普遍冲动。国外美学界如此，国内美学界亦然。其中牵头人当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他们三人不谋而合对同一个问题叫板：鲍姆加通创立的经典美学尽管大张“感性学”之旗，但却悬搁了一个重要的感性存在——肉体、身体的作用和意义，从而导致了种种偏差和失误。有鉴于此，他们力倡“肉体话语”、“身体美学”、“身体的审美化”等理念，而这些新见的发表高密度地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在大约五年间对于经典美学先后提出了三次挑战。 鲍姆加通创立的作为学科形态的“美学”自1750年诞生以来，至今已二百六十余年，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问题界域和学科规范，而这一切又都以理论体系稳定下来，虽然期间质疑不断、歧见互出，但其大体路数已几成定式。而晚近美学研究的这三次挑战，使得经典美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甚至出现了动摇和崩塌。 有理由相信，对于鲍姆加通创立的经典美学进行突破和重建势在必行。 伊格尔顿：美学作为肉体话语 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在1991年出版的《审美意识形态》一书开篇便发表了一个惊天之论：“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②在他看来，鲍姆加通当初创立“美学”的宗旨就出了问题。 在伊格尔顿看来，鲍姆加通延续了西方哲学重认识论的传统取向，将“美学”限于感性认识范畴，只是在认识论之中兜圈子。不争之论是，认识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尽管是比较重要的部分，但不能代表哲学的全部。伊格尔顿指出，鲍姆加通最初提出“美学”(aesthetica)这一概念，只是沿用了古希腊的感性(aisthesis)一词，指的是与形而上的概念思想领域相对立的感觉和知觉等感性认识领域。从而它所关心的“不是‘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区别，而是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即事物和思想、感觉和观念之间的区别”③。这分明就是认识论的问题，并不能囊括美学的全部要义。 如所周知，鲍姆加通最初创立“美学”这门“感性学”，旨在从逻辑学中划出一块地盘，为研究人类的感性认识开辟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所谓“感性认识”，用鲍姆加通的话来说，就是“在严格的逻辑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总和”，包括“感官的感受、想象、虚构、一切混乱的感觉和情感”。④相关的思想早在鲍姆加通1735年发表的《诗的哲学默想录》中就已有清楚的表述：“‘可理解的事物’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可感知的事物’是通过低级的认知能力作为知觉的科学或‘感性学’(美学)的对象来感知的。”⑤不难看出，在鲍姆加通这一谋求感性认识之独立性的开创性工作中沿袭了大陆理性派的精神旨趣：他关于“美”的表述更多强调的是对于感性认识的“完善”，如他给美学下的一个重要定义就是：“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⑥这些论述正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说法十分相近，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最美的，“因为它最完满地体现了和谐是寓杂多于整一的原则”，沃尔夫给美下的定义是：“美在于一件事物的完善，只要那件事物易于凭它的完善来引起我们的快感。”⑦ 因此，伊格尔顿认为，鲍姆加通创建“美学”，虽然革命性地开拓了人的感觉领域，但它所推行的实际上是“理性的殖民化”。对于鲍姆加通来说，“审美认识介于理性的普遍性和感性的特殊性之间：审美是如此一种存在领域，这个领域既带有几分理性的完美，又显出‘混乱’的状态。此处‘混乱’(confusion)的意思不是‘杂乱’(muddle)而是‘融合’(fusion)”。“理性必须找到直接深入感觉世界的方式，但理性这样做时又必须不危及自身的绝对力量。”伊格尔顿还拿鲍姆加通的一个比喻说事，后者在《美学》一书中曾将美学比作逻辑学的“姐妹”，伊格尔顿认为，这种“次级推理”(ratio inferior)是将美学变成了“理性在感性生活的低层次上的女性类似物”。总之一句话，“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⑧可见在鲍姆加通那里，虽然美学从逻辑学中被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但仍未摆脱理性的宰制，美学仍是逻辑学谦恭的婢女。 伊格尔顿进而指出，鲍姆加通还存在着一个重大失误，那就是忽视了人的肉体和官能等生物性、生理性的领域。伊格尔顿的以下论述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哲学似乎突然意识到，在它的精神飞地之外存在着一个极端拥挤的、随时可能完全摆脱其控制的领域。那个领域就是我们全部的感性生活——诸如下列之类：爱慕和厌恶，外部世界如何刺激肉体的感官表层，令人过目不忘、刻骨铭心的现象，源于人类最平常的生物性活动对世界影响的各种情况。”按说人类的感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感知、表象、想象、联想为要素的感性认识，这是与认识活动相关的；一是以生理欲望、原始冲动、感官快适、自然本能等为表现形式的感性生活，这是与肉体和官能直接相关的。如果说前者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后者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伊格尔顿甚至认为：“审美关注的是人类最粗俗的，最可触知的方面”，然而“后笛卡尔哲学却莫名其妙地在某种关注失误的过程中，不知怎的忽视了这一点”⑨。这就明白无误地批评了深得大陆理性派真传的鲍姆加通，在他创立的“美学”中恰恰将人类的肉体方面给丢掉了。 伊格尔顿的观点受到胡塞尔的启发。⑩晚期胡塞尔倾向于这样的见解：真正的理性应是与感性肉体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流行的理性主义哲学却将二者割裂开来，致使本真的理性受到遮蔽，处于浑浑噩噩的昏暗状态，因此这种理性主义哲学不足以成为一门对生活产生普遍指导作用的科学。胡塞尔的研究旨在将理性从这种被遮蔽的暗昧状况中拯救出来，还其与感性生活天然结合的本真状态，恢复其固有的地位和功能。胡塞尔认为：“人性一般本质上就是在生殖方面和社会方面联系着的文明中的人的存在。人是理性的动物，只当它的整个人性是理性的人性时它才是这样的东西……因此哲学和科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11)与此相关，胡塞尔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科学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指日常生活中可以直觉到、经验到的世界，科学世界则是在理论中逻辑化、抽象化的世界。不过科学世界终究要以生活世界为根源和前提，因为生活世界早在科学世界之前就存在了，只是由于近代科学的长足发展，科学世界才逐渐成为主导的世界。胡塞尔指出，近代科学的危机就在于它忘却了生活世界作为根源和前提的意义，一味讲求实证，崇尚客观，致使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产生，日渐远离了生活世界，导致了对于生活世界的忽视和对于人性的冷漠。胡塞尔认为，要彻底克服科学的危机，就必须搁置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科学态度，回归生活世界，对世界的本质进行现象学还原。而生活世界的通常模式就是将客体与主体意识在一种先验的关联中构成起来，在这里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意识所赋予、所建构的，而主体则是凭借个人的切身感受、感性经验和直观感觉来赋予和建构客体意义的。胡塞尔这样说：“在生活世界中，作为具体事物而呈现的一切东西，显然都具有物体性……如果我们现在仅仅注意事物的物体的方面，那么它显然就只是在看、触、听等等活动中在知觉上的呈现。因此就是在视觉、触觉、听觉等等方面的呈现。在这里当然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会有我们的在知觉领域中决不会不在的身体参与进来，而且是借助它的相应的‘感觉器官’(眼、手、耳等等)参与进来的。”(12)总之，胡塞尔的以上论述一是论及本真的理性是理性与感性的天然合一；二是论及客体的意义是主体参与的结果。而二者都肯定了身体、肉体和感官在其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