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是中国民主革命进入最后决战时期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何香凝是“民革”的主要创建人，她参与、指导了该组织发起和创建的全过程，并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本文试图对此进行一些探讨；同时，就现有论著中一些记载讹误失实之处，予以正误辨讹。 筹划发起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的专横独裁，广大民主爱国人士对其已完全丧失信心。何香凝为了更有效地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就着手筹划把国民党的民主派组织起来，以便集中力量和国民党当权派进行斗争。 1943年4月，何香凝定居广西桂林后，经常与李济深、李章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人接触，研讨时局，商议对策。一致认为要改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除了要广泛团结抗日民主力量外，同时还要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国民党人进行斗争，于是便开始酝酿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她和李济深还派人同冯玉祥、龙云以及广西、湖南、广东等省的地方实力派联系，以寻求支持，争取一致行动。 当时，何香凝曾与李济深“谈过组织政党的问题”，还提出：“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她才肯签名。”[①]1944年11月桂林沦陷。何香凝等退到昭平和贺县八步，李济深为首的一部分人回到广西苍梧县原籍大坡山，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酝酿组织的工作便分头进行。他们分别草拟了组织章程，并与在广东罗定县率领部分十九路军旧部抗日的蔡廷锴建立联系，共同“磋商成立组织问题，取得一致意见。”[②]从而着手进行准备活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也随之将迎接一场新的斗争和新的考验。 何香凝在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上很明确，她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政策极其愤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于是，便更加积极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并进一步拟出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案，提出了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政治主张。同年10月，她从八步东下，经梧州抵广州，沿途与有关人士进一步会商，随即开始筹备建立组织的工作。 1946年3月，在讨论组织命名时，最初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意回避“国民党”三个字，后经何香凝力争，乃决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4月，在广州市光寿路祝寿巷44号李章达住宅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外公开用“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 “民促”的建立，是何香凝和李济深等长期联络国民党民主人士和积极筹备的结果。何香凝为“民促”的组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民促”成立后即在广州等地开展争民主反内战的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作为宣传阵地。不久，它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当权派的破坏。《现代》月刊遭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为避开蒋介石的迫害，该会中央理事会迁往香港。当时，已在香港的何香凝明确表明与中共合作的坚定态度，她旗帜鲜明地说：“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③]此后，她积极联合反蒋人士扩大民主促进会的组织。 何香凝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团结和联合支持中共的民主人士，因此，她在香港的住处坚尼地道25号，成为拥共反蒋的进步人士聚会谈话的场所。有时请一些中共人士讲讲国内外形势，大家都增强了胜利的信心。遇到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来访问时，何香凝总是向他们说明大势所趋，指出前途，劝他们及早投身到民主派和人民的一边。 1946年11月伪国民大会召开后，蒋介石连续颁发什么“戡乱”动员令，撤销政治协商会议令，宣布民主党派非法令等等，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民主人士进一步遭到迫害和打击，如冯玉祥被排挤赴美“考察水利”，李济深、朱学范等被“开除党籍”和遭通缉等。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为团结自救，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迫切需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其时，朱学范和李济深等一些民主派的领导人先后秘密到了香港，公开树起反蒋旗帜，同时也开始着手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工作。 翌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并提出恢复孙中山革命精神等7点挽救时局意见。[④]这是“民主派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的先声。”[⑤]4月底，李济深和朱学范一道到何香凝家中去，正式商谈国民党民主派联合问题。何香凝与李济深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破坏停战协定，不顾全国人民反对，悍然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叫嚣消灭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再和他们讲团结，希望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了。必须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组织起来，推翻蒋政权。这就需要成立一个组织，以便名正言顺地进行号召。”[⑥]他们还决定分头给国民党内的爱国军政人员写信，宣传他们的政见，联络商谈联合问题。 何香凝在这次商谈中，情绪很高，激昂陈词道：“（孙）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当代的救国政策，但蒋介石背叛了这个救国政策。我……一直坚持斗争，蒋介石如能听进一点忠告的话，国民党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又说：“打内战总归是不得人心的，蒋介石总会有后悔莫及的一天。”“当前面对内战局面，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打倒蒋介石。而这些人都对（孙）总理有极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国的道理最能说服他们，从而团结他们走联共的康庄大道。”她还急切地说：“刻不容缓，立即行动！要相信国民党军政界中有很多人士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争取一个就少一个内战因素，多一分和平的力量……”又说：“现在正是振兴中华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团结一切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共同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推翻蒋政权，建立新政府。”并一再强调指出：“此事确实刻不容缓！”[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