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和研究宋庆龄的民族意识，不仅对深入了解她的生平和思想是必要的，也是深刻认识她所献身的那段中国革命的历史的需要，她的一生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庆龄在其全部革命活动中都显示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她是一位“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1〕的伟人，她的思想随着时代一道前进，其民族意识总是具有时代特征并同她所掌握的进步与科学的革命理论相融合。概括地说，宋庆龄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就是满怀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对外国人不亢不卑，完全平等；坚持中外交流，锐意图新，百折不挠，自强不息，以推动中华民族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是宋庆龄在总结祖国数千年文明史和近百年救亡图存奋斗史的经验、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人类进步思想成果，并在其终生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进行的奋斗中铸就的一种不朽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具备，并要不断发扬光大。这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腾飞的需要，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当今之世重塑我们古老民族被世人尊敬的崭新形象的需要。 一 宋庆龄出生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的一个很特殊的家庭。这个家庭既保持本民族的特色又接受欧美的近代文化和生活模式。家长既重视让子女接受西方教育，又坚持让他们了解自己国家的悠久历史，尤其注重帮助他们认清本民族在列强欺凌下而经受屈辱的现状，殷切期望将子女培养成对国家民族的有用之才。这个家庭还积极支持推翻腐败专制的清王朝的民主革命。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宋庆龄从步入青年时代开始即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便不足为奇了。 当宋庆龄还在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时，即多次就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等问题发表见解，并明确指出作为中国人对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应有的职责。这时她才十八、九岁。 在大学三年级一次历史课的课堂讨论中，宋庆龄有理有据地反驳了关于古老的中国如同埃及、巴比伦、罗马等几个文明古国一样正在被淘汰的错误言论。她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说：“我不同意中国已经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的说法。因为，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出现过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文明古国，既然对世界的昨天发生了重大影响，就不可能不对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一。”她进一步指出：“第二，中国的现实是，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事变，许多仁人志士组织革命团体，在策划革命。”她用所知道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中国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从事革命活动和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的事实告诉同学们，“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正在流血，正在奋斗，以唤醒中国的民众”。“中国这头睡狮开始醒来了”，“它的怒吼会使整个世界发抖的”。宋庆龄的发言使同学们叹服并得到历史教授的嘉许，称赞她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2〕。 1912年4月，当宋庆龄从父亲的来信中获悉辛亥革命已经成功， 清朝专制政府已被推翻，便满怀激情地撰写了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文章，在院刊《威斯里安》上发表。她对辛亥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一革命的“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平等”，只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而对人类社会来说，“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上”。这种评价自然不无过头之处，这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热情的革命青年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可贵的是宋庆龄从这次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曙光。宋庆龄对祖国的挚爱和民族自豪感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写道：“一个民族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国土广袤居世界首位，文化辉煌灿烂，她在推动人类向上的事业中不可能不具有影响力。中国是首先创建了刑法法典的国家，她的哲学家对人类思想作出过某些最宝贵的贡献，她的浩瀚的文献赢得了学识渊博的、终身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的赞赏，她的社会和道德伦理的准则，几乎是任何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3 〕在宋庆龄看来，这个伟大民族充满希望并必然将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然而，这种民族自豪感并不是民族优越感。宋庆龄并不认为本民族的一切东西都是值得赞扬的，主张摒弃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陋习；她并不排外，而是提倡学习外国一切先进和有用的东西，只是这种学习不是要把国家和自己“洋化”，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使我们古老的民族赶上时代潮流。在前述的那次历史课的讨论中，宋庆龄坦然承认“古老而盛极一时的中国落伍了……这是不应该否认的事实”。但是“我的祖国不乏人力，我们的人民不乏聪明的气质和刻苦的精神”，关键在于“缺乏知识”〔4〕，缺乏现代的科学技术， 缺乏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一切先进的东西，因此，需要向外国学习。她在发表于1911年的一篇题为《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的论文中写道：中国留学生应该“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的各种重大问题”〔5〕， 中国正“赋于这些留学生广阔的工作领域和无限的机会”〔6〕。宋庆龄的这种态度， 既有别于不加分析地将本国古已有之的一切东西都视为宝物而盲目排外的迂腐的国粹派，也不同于认为中国什么都不如外国，一味崇洋媚外，鼓吹全盘西化，甚至以为只有离弃自己的祖国才能寻求个人出路的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