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去年的今天——4月10日， 陈云同志病危，我心绪不宁，急于想见陈云同志一面，中午便匆匆赶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我习惯地走到他病床的右边，他睁开眼睛望着我，头脑很清楚，但不能讲话了。他打手势，要我走到他病床的左边来。他的右耳有些背，左耳听力是好的。我见他病成这个样子，心情很沉重。我说：陈云同志，大家都很想念你。他像往常那样，仔细地听我讲话，面部不时露出微笑。有些话他没有听清，便示意身边秘书再重复一遍。我不便久留，向他告别。他抬起头来，依依不舍地目送我离开，我见他神志异常清醒，担忧这是回光返照。果然，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当天下午就传来了陈云同志逝世的噩耗。 当我参加完陈云同志治丧活动之后，几次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没有写成。痛失挚友的悲哀和对50多年交往的回忆，使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篇纪念文章，也只能略表我对陈云同志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 一 我同陈云同志是1943年11月相识的。那时，我从敌后太岳根据地到延安，准备出席党的七大。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到中央。第二天，毛主席派车把我从杨家岭接到枣园，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随后，我分别看望了中央其他各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去看望他时，他很客气地站起来欢迎我。我连忙说，不要这样。他说这是应该的，并补充了一句：毛主席对来见他的人，也总是要欠欠身子的。 在延安，陈云同志同我长谈过几次，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谈学习。陈云同志和我都是大革命时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都曾经历过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所犯的右的和“左”的错误，致使革命事业几次遭受严重挫折的磨难。陈云同志告诉我，他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陈独秀、瞿秋白都是有学问的人，李立三、王明念的书也不少，这些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1937年11月，他从新疆到达延安后，曾三次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一再对他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不对头。为了帮助他深刻认识这个问题，毛主席要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在中央组织部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潜心学习哲学，一直坚持了几年；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主要著作，研究他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陈云同志一再说，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使他受益很大。对此，我深有同感，并简略地介绍了我们在北平草岚子监狱提出把监狱变成学校，只要环境许可，就坚持不懈地学习，获益匪浅的情况。他听了直点头，接着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的人，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他们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而片面的情况就不是真正的实际，他还说有些人只知道书本上的词句，却不会跟实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行动的指针。毛主席就讲过，有人通读了《资本论》，却讲不清楚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陈云同志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却说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他都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的。他把他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 另一件是讲“养生之道”。我初到延安时，陈云同志还不到40岁，身体就不太好。他说，他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走几里路，就要停下来，加加“热”，修理修理，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但他懂“养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启发，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活到90高龄，并因此而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我78岁那年，陈云同志（时年81岁）为我手书条幅一帧，升华为“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富有哲理的12个字。他的经验之谈使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留给后人，作为殷鉴，以便把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 二 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夕， 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决定调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以前，他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毛主席要我协助陈云同志工作（那时中央已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要做书记处分配给我的一些工作）。7月， 中财委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完成。建国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我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等同志为副主任。 中财委成立以后，面临的全国财经形势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我们虽然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但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捣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经常兴风作浪。说什么“共产党是军事100分， 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 由于物价连年猛涨，人民深受其苦。那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军费等开支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弥补的。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加上过去由于敌人封锁，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当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已不适应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1949年7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 并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后，他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为了平抑11月那次最大的物价波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在几天时间里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奸商以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和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