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有关新中国外交问题的论著大都把“一边倒”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由此而来，有的论者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倒向苏联一边的方针，就使得新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国家交往的可能，以至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也有的论者认为，“一边倒”使中国只能搬用苏联僵化的经济模式，给后来的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与此相关，对建国前夕制定的外交政策，学术界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当时提出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与“一边倒”不分顺序地并列，都笼统地作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不够确切的，想结合史实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边倒”的首要意义是建国的政治方针 对“一边倒”方针的第一次正式表述，是1949年6月30 日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写道：“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显然，毛泽东这里主要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言的。他所强调的“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讲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世界上实际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严重对立，“一边倒”很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外交方针。 撇开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建立一个什么样国家的政治形势不谈，我们首先看“一边倒”的理论渊源。 “一边倒”的方针渊源于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即在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地半殖民地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早在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上就制定出自己的最低革命纲领和最高革命纲领。1940年1月， 毛泽东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可见， “一边倒”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既定的政治方针。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把“一边倒”方针的基本内涵——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革命纲领提出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形成两大阵营对垒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当时还不存在作为外交方针进行取舍的意义。相反，毛泽东倒是曾设想过要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他甚至认为，在战后，“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2〕 其三，如果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方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年代，是为了维护同盟国的联合战线共同对敌，其外交意义不甚突出的话，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5年之后，即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也已不再存在。但是它作为政治方针，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则一直没有改变。 可见，“一边倒”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国的政治方针，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1949年夏毛泽东做进一步阐述的时候，乃至今天，都是完全成立的，并且始终居于第一位的支配地位。 那么，能不能说在建国前后“一边倒”方针没有任何外交意义呢？不能。 “一边倒”方针的外交意义 外交方针是政治路线的一部分，是为贯彻政治路线服务的。在通常情况下，政治路线决定外交方针。因此，“一边倒”作为新中国的建国方针在开国前被重申的时候，当然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否认或低估这一点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夸大了，把它作为新中国基本的外交方针也不正确。我们认为，至少毛泽东在把“一边倒”作为政治方针论述时的论断——“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不能简单地套用于“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一边倒”是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提出的。 第一，如前所述，“一边倒”的外交意义不是从来就有的。新中国的大门是向世界上所有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敞开的。尽管美国奉行扶蒋反共的政策，尽管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敌视乃至企图扼杀新中国的反动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在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时，从来没有关闭过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大门，而是一再表示了自己这种博大的胸怀和诚意。这样的事例无论是在内部最机密的文电中，还是公开的正式文告里，比比皆是。1949年4月28日， 毛泽东在为中革军委起草的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的电报中即明确指示：“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3〕5月10日，毛泽东就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谈话给中共南京市委的复电仍然指示：“对于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引者注）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4〕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更是郑重地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