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华政策述评

作 者:
张勇 

作者简介:
张勇,历史系讲师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1996 年 05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摘要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1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由以绥靖日本为主到以支持中国抗战为主的变化过程。本文将这一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评述,并从美国外交战略全局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逐段变化的原因。

      关键词 抗日战争 美国对华政策

      一国对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外交政策,总是其外交总方针或总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制订和实施必然要受制和服务于其外交总战略的需要。因此,将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置于同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总和中加以考察,是本文据以进行论述的一个基本角度。

      组成一国外交总战略的各个单项对外政策又是或多或少相互关联的。因此本文在对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进行评述时,将较多地用此一时期美国的对日政策加以印证,因为在中日两国作为敌对方进行战争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对日政策实际上也就体现了它的对华政策。

      1937—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对日绥靖,对中国抗战持消极、“中立”态度到积极、坚定的支持中国抗战的演变过程。我们把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加以评述。

      一

      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到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以绥靖日本为主的所谓“中立”政策。

      这一政策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延续。1931年,日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美国鉴于国内经济危机的严重和反苏、镇压中国革命运动的需要,伙同英、法,共同执行纵容、姑息日本侵略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达成协议:美国应允不与闻“满洲事变”;作为交换条件,日本许诺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可商量”。[1]事变发生后, 美国虽然也发表了一个“不承认”声明,但并未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的行动。在此后的数年间,美国基本上采取了一种“不付诸任何行动,而且毫无刺激性的远东政策”。因为美国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不会使美国蒙受多大损失”。[2]而当日本逐步扩大侵略将其势力伸入华北时, 美国甚至“还有人认为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霍恩贝克认为“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是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因而他“反对采取任何可能触犯日本的措施。”[3]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声明, 笼统地宣称:“世界上任何严重敌对行动,无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利益、权力或义务”,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国际争端。[4] 美国国务院在对中日战争发表意见时,也声称中日双方应对战争负“共同责任”。[5] 美国这些对战争双方不加侵略和被侵略的区分,虚伪地主张所谓和平解决争端的声明,实际上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偏袒和姑息,也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正义性质的歪曲。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1937年7月—1939年9月)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立场。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政府要求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进行调停,遭到美国拒绝。理由是如果美国试图这样做,就会触怒日本人。 [6]9月,罗斯福总统表示美国不想针对当前中国局势采取任何国际行动。[7]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会上, 美国虽赞成公开谴责日本,但又认为应使日本具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安全感,因而拒绝对日本实行制裁。[8]在当时和以后的几年里, 美国保持向日本提供相当数量的原料和战略物资。据日本官方统计,美国对日军需品贸易占其全部对日贸易的比重,1937年为33.5%,1938年为34.3%,1939年为34.3%。其中1937—1939年(禁运之前),美国向日本出口的废钢铁平均每年达180万吨。1938年向日本出口石油2120万桶。 美国这一做法,大大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使之得以有恃无恐地扩大对华战争。正象1937年8月29日的《华盛顿邮报》所说:“美国的废铁在远东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过去的废铁播下死亡。枪炮、炸弹和军舰都是越过太平洋运来的数量日增的废钢铁制造的。”[9]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受到很大打击。为保护自身利益,美国除用口头、书面方式对日本提出抗议外,也作出了一些“强硬”姿态:1938年6月, 美国对日本实行“道义禁运”(即禁止向从空中轰炸和平居民的国家出售飞机、飞机部件、引擎、炸弹等);1938年12月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1939年7月, 几乎与英日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英国以保留天津租界为条件,承认中国的现状和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同时,美国宣布废除《美日通商航运条约》,取得了对日贸易的主动权。美国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起了对日警告的作用,也多少鼓舞了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士气。

      上述美国对华政策的表现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总谱”是相符的。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有这样一些基本要点:其一,20年代末、30年代初发生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国受打击最重。为全力应付空前严重的国内矛盾,进入30年代,美国对外扩张的触角开始收缩;受自身狭隘利益局限的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用广大劳动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心理,在美国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潮流,尽量避免使美国卷入国际政治纷争的旋涡。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30年代初到欧战爆发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具有一种消极、呆板(甚至是软弱无力)的基本色调。其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极大恐惧和仇视。反苏、反共成了30年代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特点,美国亦不例外。30年代前期,美国协同英、法,对德、日、意实行绥靖政策,力图将法西斯的祸水引向苏联,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美国对外政策的这一要点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意大利出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欧洲慕尼黑阴谋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事件中都有所表现,无庸赘述。其三,美国与英、法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又存在很深的矛盾,这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就是在对待同一国际问题时,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间或采取与英、法等有别的政策。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