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 中共的农民理论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到30年代。那个时期，党的理论家面临着一个敏感的问题。一方面是实际问题：革命需要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一个清晰的、现实的认识。郭沫若是30年代极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后来概括出关于农民的关键性几个问题：“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农民暴动？为什么他们最后总会失败？即使农民起义取胜了，为什么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结构？”党的思想家正摸索着一条实用的理论，并尽可能从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中提取可用的精髓部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当时由先进组织者如毛泽东、澎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联系起来。但是另一方面，理论还需解决另一个更关思想体系的问题：中共的农民理论必须结合这种非无产阶级暴动——即农民起义——并且使之合理化。农民这一阶级在马克思那里曾受到比中产阶级更尖刻的批评。即使在相对正统的陈独秀领导的年代，寻求与农民结合的途径也是十分困难的。当党与工人阶级基本上脱离时，在毛的领导下，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村革命的实践二者之间，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进行调和。 中国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及国外研究共产主义的学者都极热心地从事农民问题的探讨，并且都产生了涉及许多领域的众多解释、 论证。 1927年以前中共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支持当时流行的说法：尽管可以相信，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农民比工人阶级低劣，但他还是倾向于列宁的和农民联合的策略。毛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绝对相信农民革命的能力，并因此而出名。苏维埃的政客们也介入了这场争论，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国际已卷入了中国的事务，另一方面也因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想争夺在中国的发言权，把中国革命作为二者竞争的舞台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斯大林对中国问题尽管尚不十分了解，但仍在20年代发出了有影响的结论，即农民阶级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阶级。在托洛茨基众多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中，他强调中国革命脱离了工人阶级，中共本身已被农民阶级吸引，而热衷于农民运动。而这个阶级本身又极容易被中产阶级所蒙蔽。 不管这些相互指责表明彼此的争论多么尖刻，所有的争论几乎都对中国农民的认识集中于一个基本点上：中国农民，混杂着复杂的政治特性；他们是有革命要求的，但却不能自己领导革命；他们容易冲动和迷信；他们不完备的、有缺陷的政治意识容易威胁并最终腐蚀党。这些关于农民问题的共同观点充满了偏见和矛盾，但是却开阔了理论视野，使党的领导者在革命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值得借鉴的东西。理论逐渐被融合为一种全新的关于中国农民的正式看法，这或许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在以后年代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 这个理论框架的中心建立于农民双重本性学说基础上。依据这种理论，中共思想家产生了分歧，后来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家的重视。即中共思想家在农民问题上总是存在着保守和极端两种明显的趋势。农民二重性的理论认为，中国农民在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中充当双重角色，使他们具有分离的两种特性。一方面农民是土地的生产劳动者，这使他们具有革命本性。就像毛在1939年阐发的那样：“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下，……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这种农民天然是革命运动者成为（更客观一些）具有持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指针。在20世纪的世界领域内，这种理论具有深远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双重性理论本身把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也就是说，拥有小块土地，自给自足。作为小生产者，有两个基本特性：首先农民容易被禁锢于封建的价值观和信仰里。陈独秀在1923年描述农民时，曾悲观地认为农民和落后的手工业者一样，在家族、皇权、地区观念支配下，“在特定社会中容易被蒙蔽”，并影响他们的思想。因此陈独秀说，即使没有农村暴动革命不会成功，农民仍旧倾向于保守，很难参加到革命运动中。党的理论家接着断言：传统的小生产者的世界观使他们容易倾向于封建迷信。尽管在党的大会上，把希望寄于开明农民身上，但理论上仍强调，小农生活方式是落后信仰的基础。列宁在1921年也曾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他预测说“重新改造小农将花费许多代，这包括改造他们的信仰和习惯”。小私有者另一特性是：在农民身上潜有小资产阶级特性。农民对和自己有同样秉性的小资产阶级感到怀疑，因此马克思指出，农民这种态度激恼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农村，所有的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最高愿望是和农民一样获得同等土地。毛在1929年指出，这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断言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容易消弱革命纪律，并会导致革命向过去农民暴动的方向发展，因其目光短浅，很难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上来。来自小资产阶级这方面思想的威胁在像中国这样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被认作是极严重的。正如斯大林1927年在中山大学对中国的革命者说：“农民代表小资产阶级势力。” 中共由于把农民看作既有革命本性又有革命愿望的阶级。所以农民二重性的理论对农民暴动有了更为灵活的解释。在革命本性支配下，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毛泽东说：“农民起义成了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作为小资产阶级，拥有少量财产，又容易被均分土地这一思想困扰。成功的农民起义总是试图保留自然经济，退回到家族统治中。由于政治视野狭窄，农民起义常常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他们总是寻找一个新的皇帝，使其能够照固有的方式生活。因此农民起义实际上是落后的，并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就像毛指出的一样：以往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并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所利用，成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又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仍然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