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8日，台湾同胞为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和腐败， 爆发了一场全省性的武装抗暴斗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它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一样，在性质上完全是矛头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正如当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发出的广播中所指出的那样：台湾人民返迫害求解放的武装斗争是正义的，并代表解放区广大军民对台湾同胞的正义斗争表示声援。然而，一些“台独”分子为了达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的目的，置“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于不顾，把这场本来是反迫害、争民主、要自治的斗争，说成是台湾同胞不认同祖国、不愿做中国人的斗争，从而为其建构“台湾民族论”、凝聚“台独意识”服务。 台湾同胞果真是不认同祖国、不愿做中国人吗？曾亲身在台北目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戴国辉教授，在他的《爱憎二·二八》一书中，对台湾同胞当年迎接台湾光复的情景曾有很真实的描述，他说：“整个台湾社会只能用一句话——狂欢——来形容，大家都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当时台湾老百姓的那种狂热，里头并没有任何阶级性、地域族群性或其他的因素，可以说只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情感流露的中华民族主义罢！”“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日本鬼子再也不能欺侮我们了！他们要滚蛋了，现在，我们可以作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了！我们已经回归祖国了。”它证明，无论是生活在台湾的人也好，生活在祖国大陆的人也好，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都是真正的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的存在，而没有什么“台湾民族”存在，“台独”分子的任何花言巧语都改变不了这一历史事实。 那么为什么在事隔一年零四个月之后，却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呢？抗战胜利后，人们本来期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为中国从战争的废墟中的复兴创造一个和平、民主、建国的环境，而人们看到的却是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搞法西斯专政；从峨眉山上下来的接收大员们不顾人民的死活大发“劫收财”；正如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的接收从欢迎到失望再到绝望一样，在祖国大陆各地也经历了“想中央（指国民党，下同）、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的过程。“二·二八”事件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的。国民党到台湾后即实行军事戒严统治，不给老百姓任何民主，又横征暴敛、贪污盛行，忍无可忍的台湾同胞，终于因台北专卖局的缉私人员和警察没收贫苦卖烟小贩的钱物、并将其殴打致死的事件揭竿而起，并扩展为全台湾省城乡的武装抗暴斗争。2月28日，台北全市民众奋起，举行罢市、罢课、罢工， 并集会游行示威，袭击警察，火烧专卖局，进而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惩办凶手。国民党当局不仅不理睬群众的要求，反而指使军队开枪镇压。随之，从北到南，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市，以及宜兰、新竹、彰化、嘉义、屏东、花莲、台东、澎湖等县市民众纷纷起而响应。国民党从福建调集大批军警到台湾，对民众进行血腥镇压，使武装抗暴以失败而告终。 上述历程说明，台湾同胞的抗暴斗争，同当时在祖国大陆所展开的人民革命斗争一样，矛头都是针对腐朽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的。历史事实证明，“台独”分子们想要利用“二·二八”事件，为他们分裂祖国的图谋服务是徒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