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论坛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的八篇报告和讲话，详细总结了民主革命20多年特别是抗战时期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系统阐述了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策略，其中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对美外交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对美外交政策思想发生了改变，中共的对美外交政策也同时实现了策略性转变，即从主动的友好合作型向应变的斗争防范型转变。 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毛泽东根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引起的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和太平洋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1〕在此基础上， 毛泽东提出了同美国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对美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也有过一时的曲折与反复，但伴随着苏德战争爆发，他确信：“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对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划分，不会错的。”〔2 〕中共在外交方面的任务就是“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并指出这种统一战线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正中国抗战状态。”〔3〕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 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其实主要是围绕对美国政策展开的。这样，中共对美外交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共对美外交政策有两个重点：一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以增强自己的抗日力量，最终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二是利用美国的压力来抑制蒋介石，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并推动它进行民主改革。简言之，就是抗日与民主合作。 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美采取了主动友好的态度并积极同美官方建立联系。但是，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国政府以为通过全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就可以实现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冷淡与不重视；尽管为了对付日本，它们赞成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但态度消极，不愿主动与共产党发展关系，进而介入国共问题。所以，中共所表现出的友好合作努力起初并没有引进美国政府的积极反响。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所表现出的政治腐败、经济恶化、军事溃败以及置抗日大局于不顾，一心要发动反共内战的政策，令美国政府大失所望；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节节胜利，抗日力量日益强大，同国民党的力量几乎达到了一种战略均势，使美国当局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以相当的重视。因此，美国决策者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华政策时，日益认识到，如一味地只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美国的战略计划就有落空的危险，必须对对华政策作些灵活的现实的变动，即在与国民党交往的同时，寻求同中共的合作。1944年，美国政府终于采取了重大的举动。这一年，应中共之邀，在美国史迪威将军和他的政治顾问们的推动下，罗斯福促成了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同时派赫尔利为总统特使调处国共关系，开始介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 除个别时间外，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对美国抱有好感，美国当局的这一积极举措令他兴奋。他估计，美国要打败日本，要在中国登陆，必然需要中共的合作；在中国推动民主改革，也必须与中共合作；美国要为战时庞大的生产力寻求市场，中国也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因此，面对美国政府主动采取措施而新出现的时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较前更主动合作的态势，并制定了更积极的对美政策，借以抓住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的发展，进而推动一直停滞不前的国共谈判的进程。 为了表示对美军观察组的重视， 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8月15日的社论，在原稿标题“欢迎美军观察组”之后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指出它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8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详细阐述外交方针的文件——《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中心内容是抗日与民主合作，合作先从军事起步，然后再根据情况和可能开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 为了推动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毛泽东一方面明确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4〕； 另一方面又亲自做出周密细致的部署，包括：供给美军敌方情报、组织营救美国飞行员、批准美军在中共部队辖区设立电台、建立通讯网等。同时，毛泽东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使他们对我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有更深入的了解，争取他们同情和赞助我党领导的抗战事业。我方这种合作态度赢得了美方人员的赞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承认说：“八路军向美军提供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和具体的帮助真是再好不过的了。”〔5〕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重推进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多次电示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方面提案密送美国使馆和史迪威司令部，谋求同美国总统特使单独会谈，以便通报国共谈判情况和邀请其访问延安。 在中共的多次邀请下，经蒋介石同意，1944年11月7日， 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后，作为担保人同毛泽东签署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国共谈判五点协议草案，从而将战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高潮。毛泽东在给罗斯福的信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成果：“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并表示：“我深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