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苏联背景。这种背景，一方面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论战，它是毛泽东同志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左”倾的极其重要的“助剂”。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在苏联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为毛泽东同志所误解，为毛泽东同志提供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蓝本，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事实上的危险，终于发动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0年前爆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产物，这种错误理论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发动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等几次严重升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纵观这一左倾错误发展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的每一次升级都有着不容置疑的苏联背景。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了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 1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余年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友好到对峙的大转折。一般说来，1957年以前，是中苏关系的“密月”期，1958年以后，中苏间的热情开始降温，分歧逐渐明显并开始公开化，两党之间的争论开始恶化为两国间的对抗。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在以三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完全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革命转入建设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以及“八大”通过的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代表了这种探索的最初成果。在谈到《论十大关系》的写作动机时，毛泽东曾说：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 因此毛泽东同志论述十大关系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吸取过去照抄照搬苏联的东西过多而走的一些弯路、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等教训，从苏联的教条中摆脱出来，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能比苏联和东欧各国更快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据薄一波回忆，当毛泽东同志正在为写《论十大关系》而作调查研究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由米高扬直接送达毛泽东〔2〕， 从而更坚定了他作这种探索的勇气和信心。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6年，除了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之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接连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而帝国主义阵营的美、英、法等国则出兵中东，武装干涉伊拉克和埃及内政，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不仅在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造成了混乱，而且给帝国主义以反苏反共的口实。这种国际背景给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是直接的，在总结“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曾反复强调， 这是因为两国的执政党没有抓好阶级斗争。 当1957年夏季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之时，毛泽东同志便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并且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3〕因此，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造成了建国以后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第一次左倾错误升级。 2 1958年，是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分歧的关键一年，“在中苏关系发展史上，1958年是个转折点，国际上普遍这样认为，赫鲁晓夫也在公开场合讲过。”〔4〕“为什么说1958年是个转折点呢？有迹象表明， 苏联方面在考虑整个政治战略部署准备有所改变，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新年国宴，在苏共主席团长桌背后台上突然发现布置了一盆利用电光装置的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写着‘解冻’。这是明白地宣布，苏方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要解冻了，要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了。”〔5〕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折呢？ 除了“苏联方面在考虑整个政治战略部署有所改变”以外，还因为经过一系列党内斗争，在1957年苏共六中全会清除了所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以后，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苏联的国防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于是，大国沙文主义开始暴露出来了。 1958年8月，赫鲁晓夫匆匆来华，提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 由中国提供基地的建立所谓“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遭到了中国党的严辞拒绝。 之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对中国党的内政外交横加指责：诋毁“双百方针”，说我们不该与印度尼赫鲁交火，不该炮击金门，不该放走达赖，甚至攻击和嘲笑正在进行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毛泽东同志是极为珍视的，它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特色，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染指。1959年7月，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发言及其意见书中，因为多了几根触及“三面红旗”的“刺”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在一个《内参》件上批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从这段批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对彭德怀在党的原则和纪律规范内的一纸“意见书”上纲上线、大加挞伐，原因在于彭德怀是在党内替赫鲁晓夫说话，何况在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曾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刚访问过苏联和东欧，并被赫鲁晓夫称为“国际英雄”。“‘是不是从外国取了经回来了？’这正是讨论时，有人射向彭德怀的一支恶箭。”〔6 〕庐山会议的严重恶果是开始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
